孟子认为一个人要达到这种境界，要作艰苦的修炼，“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在他苦修的过程中，坚持两点，一是“寡欲”，把人的欲望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中；二是养“浩然之气”。他的这些观点并不能解决奴隶制社会的矛盾冲突，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统治阶级贪得无厌的物质欲望。他的一生，则做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他很善于讲道理，说话与作文都很有逻辑性，他敢于在争权夺利的战国时代，宣传“仁政”，委实有勇气。可惜他的学说没有为诸侯们所重视。孟子到60多岁后结束游说，返回故乡邹国，用其余力传播教育，并由其学生写成此篇著作，其文辛辣幽默而议论风发，在思想性与文学性上都属一流。“寡欲”的孟子活了84岁，在当时实属高龄长寿者。孟子的民本思想，为秦始皇所厌而毁之。自汉至南北朝，孟子一直受冷落。唐代宗执政，《孟子》才列入儒家经典，北宋王安石第一次把《孟子》与《论语》并列，南宋时，该书列入“四书”，他成为“亚圣”。明朱元璋因独裁再毁亚圣，但亚圣的民本思想仍影响着明清学术界，其学说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孟子全部思想的基础--性学说。孟子确认，人具有一种先验的善性，“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了；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而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善端”，这种“善端”不仅是先验的，也是超功利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羰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 ，这就是孟子著名的“四端”说，也是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有外铄于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善性，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孟子通过“同类相似”的例题来论主人所普遍具有的善性，他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仁政”思想：孟子从其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他的“仁政”、“王道”政治学说。他指出，“仁政”源于先王的“不妒忌闪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认为：“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考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这坚甲利兵矣。”他又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也就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铠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同时，孟子又提出了“制民之产”的思想，即主张以“恒产”来求得老百姓之“恒心”，“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此外，尚有“不动心、”“存夜气“、“先立其大”、“知言”、“知耻”等等命题。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突出了“民”的地位，他提出“保民而王”，“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外，在孟子政治学说中还有“王道”与“霸道”之辨、义利之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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