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鲁国有这样一条法规: 凡是鲁国人到其他国家去旅行,看到有鲁国人沦为奴隶时,可以自己先垫钱把他赎回来,待回鲁国后再到官府去报销。官府除了用国库的钱支付赎金外,还给予这个人一定的奖励。一次,孔子有一个弟子子贡到国外去,恰好碰到有一个鲁国人在那里做奴隶,就掏钱赎出了他。回国之后,这个弟子既没有到处张扬,也没有到官府去报销所垫付的赎金和领取奖励。可是,那个被孔子的弟子赎回的人,却把这个情况讲给别人听,人们都称赞孔子这个弟子仗义,人格高尚。一时间,街头巷尾都把这件事当作美谈。谁知,孔子知道后,不但没有表扬这个弟子,反而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

孔子为何批评“高尚”?这不是有违“大道”吗?

鲁迅先生曾说: “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孔子的这个弟子没有到官府去报赎金与领奖励被人们称赞为“高尚”,反证之: 到官府去报赎金与领奖励的人就会被人们称赞为不“高尚”,久而久之,又有谁会主动去做这样的事呢?

孔子真是一位圣人,他批评弟子的“高尚”,盖因非理性的“高尚”往往会扼杀理性的“高尚”,使“高尚”脱离客观实际,成为海市蜃楼抑或空中楼阁。……在这一语境意义下,提倡“高尚”似乎必要,可切忌刻意。(金新)节选

○评注：

金新把孔子深意讲得很浅，并且子贡赎人怎么竟然成了“非理性”？为了赎金而去赎人难道就是“理性”的高尚？孔子批判子贡实际上是有时代背景的。《了凡四训》中有详细说明，不妨参考一下：

“何谓是非？鲁国之法，鲁人有赎人臣妾于诸侯，皆受金于府，子贡赎人而不受金。孔子闻而恶之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受金则为不廉，何以相赎乎？自今以后，不复赎人于诸侯矣。”

“子路拯人于溺，其人谢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鲁国多拯人于溺矣。自俗眼观之，子贡不受金为优，子路之受牛为劣；孔子则取由而黜赐焉。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现行虽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然此就一节论之耳。他如非义之义，非礼之礼，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当抉择。”

子贡赎人时期，“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若当时鲁国富于其他诸侯国，国内富者众多，子贡若再如是赎人不要赏金，孔子不但不会批判，反而会大加赞扬。子路救人而收礼，孔子赞赏。若鲁国救人之风盛行，子路救人不受礼，孔子仍然会赞赏。上述《了凡四训》引文中对善恶是非的评论，可谓深有见地。不止如此，“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皆当深辨”，皆有深层辩解，令人折服。愿有缘者定要细看《了凡四训》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