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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娄上白话文
类别:儒家经典 作者:

孟子说:“纵有离娄那样超凡的视力,有公输子(鲁班)那样高明的技巧,如果不用圆规和直尺,也不能画出正确的方形和圆形;纵有师旷那样灵敏的听力,如果不用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纵有尧舜那样仁慈的道德水准,如果不对百姓施行仁政,也不能使天下太平。现在只有仁爱的思想及仁慈的传闻,但百姓并没有得到恩惠,也没能做出后代人值得效法学习功绩,原因就在于并没有真正行施古代贤明君主的治国良策。所以说:单凭善良的心地,并不能处理好政事,单凭有合适的方法,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执行起来。《诗经·大雅·假乐》中说:‘不要违背,不要忘却,一定要遵守过去的正确法规。’遵守古代贤明君主的正确法规而出差错,是不可能的事。圣人既然已经竭尽眼力,才得以创造了圆规、直尺、准绳,我们用这些东西来画圆形、方形,是足够用了;圣人既然已经竭尽听力,才得以利用六律校正五音,这也足够后代使用了;圣人既然已经竭尽心力,才得以创立了仁慈的政治措施,我们只要将之具体实施,那么天下就可以充满了仁爱之心了。所以说:修筑高的楼台,一定要选择在地势高的丘陵上;开挖池塘水渠,一定要选择地势低的河道沼泽;管理百姓要是不遵循古代圣明君王的良好法规典章,能算是聪明吗?

“所以只有仁慈的人才适宜处于统治地位,要是没有仁慈之心的人当了统治者,他就必定会广泛地传播他的邪恶。领导者没有道德标准,被领导者就会不守法规;朝廷中的人不讲道德,工匠们也就没有了法度;贵族们违犯道义,平民们就会违犯刑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还能生存,实在是件幸运的事。所以说:城墙不完整,兵士武器不充分,算不上是国家的灾难;荒地没有开辟出来,财力物力没有积存起来,也算不上是国家的灾难;上层人员不讲礼义,下层人员不培养个人品德,乱民暴徒出现并逐渐增多,这个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诗经·大雅·板》中说:‘天下正要兴盛的时候,不要轻易使之懈怠下来!’———懈怠,就像是疲惫拖沓啊。不按礼仪信义侍奉君主,当官或退隐不遵守礼制,开口便非议古代贤明君王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这些就是国家疲惫衰落的迹象呀。所以说:指出君主的错误,就是恭;多说善事堵塞邪论,就是敬;妄言君主不能行施仁政,就是贼。”

孟子说:“圆规和角尺,是圆形和方形的典范;圣人,是正确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楷模。要当君主,就应按君主应有的道义管理天下;要当臣子,就应按臣子应有的礼制来辅佐君主,这两方面都是应以尧和舜为学习对象的。不用舜侍奉尧的态度对待君主,就是对君主的不敬;不用尧管理百姓的方式治理国家,就是坑害老百姓。

“孔子说:‘治国之路有两条,即仁爱与不仁罢了。’残酷地压迫百姓,程度严重时会导致自身被杀、国家灭亡,程度轻时也会使得国力衰弱宝座不稳;这样的人死后的谥号就是幽或厉,如周幽王和周厉王,即使后代子孙非常有孝心,但幽、厉之类的丑名却永远不会改掉了。《诗经·大雅·荡》中说:‘殷商兴盛与衰亡的例子并不久远,仅在夏代之后啊。’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孟子说:“夏、商、周三代夺取天下的原因,就在于行施仁政;他们后来失去天下的原因,却在于不行施仁政。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退、存在与灭亡,也是在于是否行施仁政。天子不行仁道,就难以保全天下;诸侯不行仁道,就难以保全国家;中央及诸侯国的大臣不行仁道,就难以保持自己的身份地位,士人与平民不守仁义,就会自身难保了。现在的人不愿灭亡却又喜欢不讲仁义,就好比是怕喝醉了却又勉强喝酒一般。”

孟子说:“爱护别人,别人却不亲近你,就该返回头来想想自己是否足够仁慈;统治别人,人们却不愿被统治,就应返回头来想想自己的方式是否合适;给别人行礼,人家却不理睬,就应返回头来想想自己对人是否足够尊敬;干任何一件事情,要是没达到预期效果,都需要返回头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如果自己是正确无疑的话,天下的人都愿归顺你。《诗经·大雅·文王》篇里说:‘永远遵从上天的意愿,就是自己求得更多的福泽。’”

孟子说:“人间有句口头语,都说:‘天下国家’,天下的根本是国,国的根本是家庭,家庭的根本是每个人自身。”

孟子说:“进行政事管理并不困难,只要不与那些有影响力的贵族世家相冲突就可以了。大贵族世家喜欢的东西,往往整个国家都去追求;一个国家所追求的东西,往往天下各国都向往。因此,(如果大家族崇尚仁义的话),道德风尚就会骤然兴盛并迅速普及于整个天下。”

孟子说:“天下清平的时候,道德不高的人被道德高的人所役使,一般的贤人被非常贤能的人所役使;天下混乱的时候,实力弱小的被实力强大的所役使。这两种情形,是由上天决定的。齐景公说:‘既然不能命令别人,又不能接受别人的命令,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流着眼泪把女儿嫁到吴国。现在弱小的国家把强大的国家当作老师,却以接受它的命令为耻辱,这就好像学生把接受老师的命令当作耻辱一样。如果以接受强大国家的命令为耻辱,那就以周文王作为老师吧!以周文王作为老师,强大的国家过上五年,弱小的国家过上七年,一定会在天下得到权力。

《诗经》中说:‘殷商的子孙,数目何止十万。上帝既然授命于周文王,他们便都做了周的臣子。做了周的臣子,可见上天之意不定。殷商的臣子也都漂亮聪明,却执行灌礼助祭于周京。’孔子说:‘仁的力量是不能拿人多人少来计算的。如果国君喜欢仁,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匹敌的了。’现在,国君想在天下没有可以匹敌的对手,却不喜欢仁,这就像经受炎热却不喜欢洗澡一样。《诗经》中说:‘谁能不把炎热当作苦恼,而不去洗澡的呢?’”

孟子说:“跟不仁的人还能有什么话可说?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处于危险之中而安然不动,趁着别人处于灾难之中而大发横财,专门喜欢干那些足以导致自己灭亡的勾当。要是自己不仁还能听得进去别人的劝告,又怎会有国家灭亡家庭败落的事发生呢?”

“有个儿童在歌唱:‘沧浪河的水清新啊,可用来洗我头上的丝带;沧浪河里的水污浊啊,可用来洗我的脚丫子。’孔子听了后跟学生们说:‘你们听清了没有?清水可以洗头巾,污水可以洗脚丫,用河水来洗什么东西全取决于自己啊!’可见,一个人自己不知珍重自己,才会招致别人的侮辱;一个家庭必定先自我毁灭,才会招致别家的摧残;一个国家必定是先有自我摧毁的现象,才会招来其他国家的征伐。《尚书·太甲》篇里说:‘对于自然界的破坏,我们还可以躲过;但是自己不干好事而惹的祸端,是逃脱不了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孟子说:“夏桀王和殷纣王失掉天下的原因,在于失掉了天下的百姓;失掉百姓的原因,在于失掉了民心。夺取天下的有必然的途径:只要得到百姓的衷心拥护,就会得到天下;得到天下百姓也有必由之路:只要得到百姓的心,也就得到了百姓的人身;取得民心的必然途径是:百姓想要的,给他们,让他们有所积蓄,百姓不想要的,千万不能强行施加。老百姓归顺仁慈的君主,就像水向低处流,野兽往野地里走一样正常而不可阻挡。所以说,替水潭驱赶来鱼的,是水獭;替丛林驱赶来百鸟的,是鹰隼;替商汤王、周武王驱赶来百姓的,是暴君夏桀和殷纣呀。当今之世,要是哪个君主实施仁政,那么几乎所有的其他诸侯都在以自己的暴行替他驱赶百姓;这时即使你不愿称王于天下,恐怕也是不可能的。现在要想统一天下,好比是患了七年之久的长病,需要有三年时间的灸治;如果平时不收集艾草,那么一辈子也凑不齐所需的数目。如果现在不下决心施行仁政,就会一辈子蒙受忧患耻辱,直至最后死亡。《诗经·大雅·桑柔》篇里说:他们怎么能够变得好过些呢?终难逃一起淹死的恶运。’就是说的这些不行仁政的人啊。”

孟子说:“自暴的人,没必要跟他谈什么;自弃的人,没有必要跟他一起干什么。开口就非议礼和义的人,就是所谓的自暴;自身不能坚守仁的信念遵循义的规范,就是所说的自弃。仁,是人们心灵的最佳归宿;义,是人们行为的正确道路。空着宽阔的房屋而不去住,放着正确的路而不走,真让人悲哀啊!”

孟子说:“道路明明在眼前而偏向远处寻找,事情明明很容易办却偏偏用最困难的方法:要是人们都能亲近自己的亲人,敬爱自己的上级和长辈,那么天下也就太平了。”

孟子说:“身为低级官吏而不能赢得上级的支持,对属下的百姓就无法管理好。赢得上级支持的办法是对朋友守信,对朋友不讲信义,就无法取得上级的信任。取信于朋友也有方法,就是爱护自己的亲人,不能侍奉得父母高兴,也就不能取信于朋友。让父母高兴有办法,就是自己要诚恳,不是发自内心的虔诚,就不能让父母高兴。自身诚挚也有办法,就是要知善恶,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善良美好,也就不能使自己内心诚恳。所以说,诚恳,是上天赋予人类的根本品质;追求内心的诚恳,是做一个好人的根本原则。在诚挚的态度面前不被感动的人是没有的,而没有诚心的人,是从来不会感动别人的。”

孟子说:“伯夷躲避殷纣王,居住在北海边上,闻听西方周文王兴起,满怀激情地说:‘为何不去那里呢!我听说文王可是个尊重照顾老人的君主。’姜太公为了躲避殷纣王,居住在东海边上,听说西方周文王兴起,欣然说:‘为什么不去那里呢!我听说文王可是个尊重老人的君主。’这两个老人,是当时全国最德高望重聪明智慧的前辈。他们二人归顺了周文王,就等于是天下所有的父母长辈全归顺了周文王。而既然以这两人为代表的所有老人全归顺了文王,他们的后代儿孙们又能到哪里去呢?现今的诸侯要是能够执行文王的治国方针政策,在七年之内,必然能够统一天下管理所有的百姓。”

孟子说:“孔子的学生冉求给鲁国大臣季氏当总管,没有能力改进提高季氏的仁德品行,而从封地上征收的赋税却成倍地增加了。孔子说:‘冉求不再是我的徒弟,学生们鸣鼓攻击他都是应该的。’由此可见,不辅佐君主施行仁政,只会千方百计地帮君主收刮财富的人,都是为孔子所鄙弃的,更何况那些帮着君主四处征战的人!以战争取得耕地,杀死的人布满田野;以战争夺取城池,杀死的人充满街道;这就是放纵对土地的占有欲望而去吃食人肉,其罪恶之大连死亡都难以抵消。所以,善于打仗的人罪恶最重,鼓动诸侯联合征伐到处混战的人罪恶稍轻一些,替君主驱使百姓开荒种地以便从中掠夺财富的人,罪过再轻一等。”

孟子说:“看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看他的眼睛。因为眼睛不能掩盖人心中的丑恶。要是内心正直胸怀坦荡,那么眼睛就清晰明亮;要是内存奸诈胸怀叵测,那么眼睛就混浊迷蒙。听他的说话,看他的眼睛,这个人的真实心术又怎能掩盖得了呢?”

孟子说:“谦恭的人不欺侮别人,勤俭的人不掠夺别人。只知道欺侮别人、掠夺别人的君主,惟恐别人不依从自己,又怎么能够谦恭、节俭呢?难道谦恭待人、勤俭生活,是能凭着巧舌如簧的语言和虚伪的笑容做到的吗?”

淳于髡说:“男女之间不直接给予和收下东西,这是礼仪制度的规定吗?”

孟子说:“这是礼制的要求。”

淳于髡:“要是嫂子落到水里,可以伸手去拉吗?”

孟子说:“嫂子落水,要是不伸手援助,就是豺狼了。接送东西男女之间不直接进行,这是礼制;嫂子落水而伸手相拉,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变通。”

淳于髡:“现在天下百姓都像落在水里一般悲惨,(你们是坚持自己的个人信念并遵从礼制,不采取变通的方法出来担任职务),不加以援助,是什么道理?”

孟子说:“天下都落到水里,我只能宣扬治理天下的‘王者之道’来加以援助;嫂子落水则简单得多,伸手拉上来就行———难道你想用双手之力拯救普天之下的苦难百姓吗?”

公孙丑问:“贤明的人也不亲自教育培养自己的儿子,什么原因呢?”

孟子曰:“具体情况是行不通的呀!教育别人必须要用正确的教导方式,要是正确的方法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就会对人发火。一旦对被教育者发火,就会产生相反的恶果,他会反过来说:‘您整天教育我应遵循正确的规范行事,可您的发火,就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啊!’这就是父子之间互相伤害了。父子反目,就很不好了。古代的人交换孩子进行教育,父亲与儿子相互之间不求全责备。一旦要求对方十全十美,就会产生隔阂,内心的隔阂是很不吉祥的,可能会导致灾祸。”

孟子说:“干事情,什么是最重要?为父母干事最重要。守护,什么最重要?坚守自己的信念最重要。信念坚定的人能够奉养自己的父母、亲人,这我相信;心灵迷失信念不存的人却能善待自己的父母,我从没听说过。谁的一生不干点事情呢?赡养父母是所有事情中最根本的必须要干的事;谁的一生中不保存点东西呢?保持自己的信念是所有东西中最根本的最需珍视的东西。曾子赡养他的父亲曾皙,天天都供给酒和肉;撤下饭菜时总要请示一下剩下的给谁;要是曾皙问有无剩余,曾子肯定回答说‘有’。曾皙死后,曾子的儿子曾元赡养曾子,也是天天有酒有肉;撤席时却不再问剩下的给谁;要是曾子问有无剩余,曾元就说‘没了’———实际上是想把多余的留做下次供给。曾元的做法就是只满足父亲身体上的需求。而像曾子,却能兼顾父亲感情上的需要。侍奉父母能像曾子所做的,就完全可以了。”

孟子说:“没有必要指责别人的行为,没有必要干涉别人的政务管理,世上只有那些品格高尚的人才能阻止君主的错误想法付诸实施。君主仁爱,天下人们没有不仁慈的;君主遵义,天下人没有不遵循信义的;君主正直,天下人没有一人会不正直。只要君主一个品行端正,那么整个天下也就安定了。”

孟子说:“人的一生中,往往会遇到意料之外的赞美,也会有苛求十全十美的诋毁。”

孟子说:“一个人要是什么话都轻易地说出口,也没有什么责备他的必要了。”

孟子说:“人们的共同缺点恐怕就在于只喜欢当别人的老师。”

乐正子随从子敖来到齐国都城。

乐正子前来拜见老师孟子。孟子说:“你还知道来见我吗?”

乐正子:“老师为何这样说话?”

孟子:“你到都城几天了?”

乐正子:“昨天到的。”

孟子:“你昨天到齐,(现在才来见我,)我这样说话,难道不合适吗?”

乐正子:“(昨天到时,)还没找好住处,(所以没有及时前来。)”

孟子:“你听说过,只有找到住处安定下来,然后才能拜见长辈吗?”

乐正子:“我知道过错了!”

孟子对乐正子说:“你随子敖到都城来,就只是吃喝罢了。我没想到,你整日里学习古人的品德规范,竟然只是为了吃喝而已。”

孟子说:“在三种不孝敬父母的表现中,没有生下儿子是最严重的不孝敬。舜不禀告父母就娶妻子,是因为还没有儿子,为了生下儿子以接续祖宗的香火,贤明之人都觉着不禀告父母就像已经禀告了一样正确无误。”

孟子说:“仁的实质是孝敬父母;义的实质是遵从兄长;智的实质,是理解仁和义的根本含义并且不违背仁和义;礼的实质是调节并修饰仁和义并使之更易实施;乐的实质,是喜欢仁和义,并从中得到乐;只要喜欢仁和义,快乐就会产生,快乐一发生就不可停止,不停止的快乐会使人不知不觉中手舞足蹈。”

孟子说:“天下百姓极为高兴地愿意归顺自己,轻视天下百姓的归附就如草芥的,只有舜一人能做到。得不到父母的支持,就难以做人;不依从父母,就难以做子女。舜尽了一个儿子应尽的义务去侍奉自己的父亲瞽瞍,终于使得瞽瞍高兴了;瞽瞍高兴了整个天下也就趋于好转,处理父亲与儿子关系的行为准则也就确定下来了。像舜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大的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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