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孔子作传解经之后的《周易》承载的是孔子的“性与天道”之学,需要真正的生命践履才可以达于至道,不是凡人所能解,因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孔子之弟子,自颜渊死后,无人再有天纵之聪可以解得此生命之道,故孔子所解之“性与天道”不传,也就无人可以理解《周易》成书之性质。

《帛书要》记载“子贡三疑”,言孔子著名弟子子贡不理解孔子为何“老而喜易”,并认为《易经》乃卜筮之书,表明其不解孔子对《周易》之转化,更不能理解《周易》所承载之孔子的“性与天道之学”。所以孔子言“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就是说孔子不是与史巫一样把《易经》用作卜筮,而是“求其德而已”,用之解决生命的终极关怀问题。

此理也可以求证于当代,鞠曦已把《周易》成书之性质公之于众,揭示出《周易》内蕴之生命之道也就是孔子儒学的“性与天道之学”,而当今之世又有几人信之?更不要说身体力行了。老子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而当今之世,纵有上士,亦皆奔忙于名利之途,无暇问道,而中人以下,更无以言之了。而孔子借《周易》所揭示的“性与天道”之学就是由易理所表达的生命自在的“损益之道”。(孙铁骑)

附：

自古以来,《周易》成书之性质一直众说纷纭,多以卜筮之书名之、用之。然虽众所公认从《周易》之中可以解出天地万物自然之理,或以之为中国哲学之大本大源,但少有人把之与卜筮之用决然分开,更少有人把之当作古人借以安顿身心性命的生命哲学。诸多解易之书只是就经传分而解释之,实为古汉语之当下翻译,皆没有实现对易理进行“一以贯之”的理性解读。如此解读之《周易》,皆未将之作为系统理论进行完整解读,只是对《周易》自在之理撕裂之后的片面理解,最终只是强解《周易》,各言其说而无法贯通易理。所以自古解易之说最多,却终无一定之论。

其实，自魏晋时期王弼《周易注》之后，义理派易学成为了《易经》诠释的主流，至北宋程颐的《伊川易传》而达于顶峰。但南宋朱熹著《周易本义》，复又强调《易经》是“卜筮之书”，因而在此后的易学界形成了两大派：一派是以程颐为代表的义理派，认为《易经》是“说理之书”；一派是以朱熹为代表的象占派，认为《易经》是“占筮之书”。直至今天，两派仍无法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