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之学，难说，难了解。老子曾说：“道可道，非常道。”老子所说的道，即指心性而言。心性实非言语文字所能诠释，所以孔子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只把性与习分清楚，由学者自己去领会。

孔门弟子，如颜子子贡诸贤，从孔子学道，或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或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都是在修学的工夫中透露出几句言语。后来曾子作大学，以及子思作中庸，始有较详的阐述。孔子述而不作，所述的先王之道，除了祖述尧舜之外，最重要而且详备的即为周易十翼。大学中庸所述的心性之学，自然以孔子所述的为依据，且都未对心性下以定义，只是提示如何用功修学。

战国时代，孟子学于子思的门人，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发表性善学说。在实行工夫方面，主张启发良知良能，如孟子尽心篇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明朝王阳明即本此说而演为致良知之学。

战国时代另一大儒荀子，著荀子数万言传于世，其中性恶篇，提出与性善说相反的理论，而为性恶说。他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为主题，通篇反复议论，以证其性恶之说。他以为：“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如果饥时不敢先食，而让长者，劳而不敢休息，以代父兄之劳，“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人之所以有孝弟辞让之道，是学习了礼义之故，如不学礼义，完全顺乎情性，则不辞让矣，由此可知，人性是恶。因此，他主张用礼义来变化人的恶性，犹如以人工使曲木变直。

孟荀二子，一说性善，一说性恶，韩昌黎曾评孟子为醇之醇者，荀子则为大醇而小疵。清儒也有认为，孟子言性善，目的在勉人为善，荀子言性恶，目的在疾人为恶。但荀子因为过于愤时疾俗，以致学说陷于偏邪而不自知。他的学生韩非与李斯，一则著韩非子五十五篇，成为十足的法家功利主义，一则建议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人虽然不能以韩李之徒归罪于荀子，但性恶之说的流弊则甚显然。

孟荀学说的本意虽然都是勉人去恶为善，性恶篇里“其善者伪也”的“伪”字，古与“为”字通用，也就是为善的意思，但无论说善说恶，都说不到心性上去。善恶由学习而来，习是习惯，或是习气，犹如虚空中散播兰花的香气，或是散播燃烧废五金的臭气，香臭都不是虚空所本有，同样的道理，善恶都不是心性所本有，心性如孔子在周易系辞传里所说的属于形而上学，是心的本体，光明清净，人人相同。尧舜之性，桀纣之性，普通人之性，完全一样。吾人学作圣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清除一切习气，使复心性于本然。除一分习气，近一分心性，所以说“性相近”，加一分习气，远一分心性，所以说“习相远”。孟荀的性善性恶说，以及汉扬雄的“善恶混”说，除了孟子良知良能的学理有助于修学外，其余所说的都是习。如果不从孔子把性习分辨清楚，便无从领会心性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