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1 明道先生曰：尧、舜更无优劣，及至汤、武便别。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无人如此说，只孟子分别出来，便知得尧、舜是生而知之，汤、武是学而能之。文王之德则似尧、舜、禹之德则似汤、武。要之皆是圣人。——《二程遗书》卷二上

[译文]程颢说：尧和舜再分不得优劣，到商汤和周武王时，就有了区分。孟子说：“尧、舜的仁德是出于自然的本性，”“汤、武的仁德是恢复了其本然的善性。”自古没有人这么说，只有孟子分辨出来，便可知尧、舜是生而知之，汤、武是学而能之。文王之德则近似于尧、舜，大禹之德则近似于汤、武。总之都是圣人。

14·02 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无所不包，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焉而己。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可见之矣。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迹著。孔子尽是明快人，颜子尽岂弟，孟子尽雄辨。——《二程书遗书》卷五

[译文]孔子就如天地一元之气；颜回就如春风春雨之生意；孟子表现出秋天肃杀之气。孔子道全德备，一切之善无不包容，颜回以“不违背孔子的话，象是愚蠢”的学习精神展示给后世，有一种自然和气，使后世之人不言而自化。孟子则显露出自己的才气，那也是时势使他如此的呀。仲尼的无不覆无不载，高明博厚有如天地。颜回就如和风庆云一样有一种协气祥光。孟子的刚强峻拔直如泰山壁立的岩石气象。孔子之道与天地浑然一体，无迹可寻，颜回则略露些人的迹象，孟子则是心迹昭著，发挥透彻。孔子完全是一个爽快人，颜回完全是谦和，孟子完全是雄辨。

14·03 曾子传圣人学，其德后来不可测，安知其不至圣人？如言“吾得正而毙”，且休理会文字，只看他气象极好，被他所见处大。后人虽有好言语，只被气象卑，终不类道。———《二程遗书》卷十五

[译文]曾子教授圣人之学，其德行后来日益上进到不可度量的程度，怎么明白他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呢？正如他说：“我只求规规矩矩合礼地死去”，且不要推敲文字，只看他气度极好，他所看到的是大处。后人虽然也有些好的言语，只因为品质卑劣，终究也不象个有道之人。

14·04 传经为难，如圣人之后才百年，传之己差。圣人之学，若非子思、孟子，则几乎息矣。道何尝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厉不由也。”——《二程遗书》卷十七

[译文]传授经书艰难。如孔子死后才百十年，传授就已经有了偏离。孔子的学问，如果不是子思、孟子的宏扬，则几乎要消失了。圣人之道何曾息灭过，只是人们不实行。就如董仲舒说的：“周文王、武王的思想并没有消亡，只是幽王、厉王不实行。”

14·05 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己失；扬子虽少过，然己自不识性，更说甚道？——《二程遗书》卷十九

[译文]荀子的学说非常偏杂，只一句“性恶”，根本就错了。杨雄虽然少有过失，但他既然不理解性，还说什么道？

14·06 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二程遗书》卷二十五

[译文]董仲舒说：“弄清楚什么是义和不义，而不去谋求利益；讲明圣人之道而不计较功效。”这就是董仲舒胜过诸子的地方。

14·07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则未尽。王者如天地之无私心焉，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刘璋。圣人宁无成耳，此不可为也。若刘表子琮，将为曹公所并，取而兴刘氏，可也。——《二程遗书》卷二十四

[译文]诸葛亮有王佐之心，但对于圣人之道却不尽知。以仁政治天下的王者，就是让他做一件不义的事就能得天下，他也不做。诸葛亮一味追求成功而进攻刘璋，将要被曹操瓦解，夺取之而兴刘氏，是可以的。

14·08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至如断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他见得，岂千余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二程遗书》卷一

[译文]韩愈也是近世豪杰之士，例如《原道》一文中语句虽存在着一些毛病，然而自孟子之后，能将如此大的见识探究出来，只有韩愈一个人。至于判断说“孟子是醉而又醇的儒者”，又说“荀子和扬雄，他们的学术选择得不够精察，说的又不够详细。”倘若不是他确有真知灼见，如何能在继孟子几千年之后，判断得如此的分明呢？

14·09 学者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至有得。如曰：“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二程遗书》卷十八

[译文]学道本来是修德，有了德行然后就能写好文章了。韩愈反过来学了，他是由于要学写文章，每天追求自己未能达到的东西，于是就于圣人之道有了收获。如他说：“孟轲死后圣人之道没有能继续向下传。”象这样的言语，不是因袭前人，也不是凭空捏造得出的，一定要自己有所发现。如果不是自有见地，就不知道他自己说的圣贤所传的是什么东西。

14·10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状》曰：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苍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见善若出诸己，不欲弗施于人。居广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动有常。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同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辩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辩。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人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异之说兢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蓁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先生进将觉斯人，退将明之书。不幸早逝，皆未及也。其辩析精微，稍见于世者，学者之所传耳。先生之门，学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学者舍近而趋远，处下而窥高，所以轻自大而卒无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间，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从，怒人而人不怨。贤愚善恶，咸得其心。狡伪者献其诚，暴慢者致其恭。间风者诚服，睹德者心醉。虽小人以趋向之异，顾于利害，时见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为君子也。先生为政，治恶以宽，处烦而裕。当法令紧密之际，未尝从众为应文逃责之事。人皆病于拘碍，而先生处之绰然。众忧以为甚难，而先生为之沛然。虽当仓卒，不动声色。方监司兢为严急之时，其待先生率皆宽厚。设施之际，有所赖焉。先生所为纲条法度，人可效而为也。至其导之而从，动之而和，不求物而物应，未施信而民信，则人不可及也。——《二程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

[译文]程颐为程颢所作《明道先生行状》说：先生他天资禀赋既已异于平常人，而他充实善性持养身心又得法。他的品行，精纯得就像精金，温润又像美玉。他的性情，宽广而有限制，柔顺但不随波逐流。他忠诚之志可穿透金石，敬父爱兄之意可上达于神明。看他的容颜，其待人接物就象春天的太陽那样温和；听他的言语，其深入人心就如时雨一样滋润万物。心胸光明如重门洞开，透彻而无间隔隐蔽；而要测其学识的蕴蓄，则又浩瀚如苍海之无边无际；想说明白他的美德，他却众善具备再美的语言也不足形容。他推行自己思想，首先自身主于谨敬，然后再推广自我之心以及人。见到别人有善行就象自己的善行一样珍惜和赞赏，自己所不想接受的决不施加于人。心胸之宽就如住在广大的居室中，行为端庄大方就如走在平坦的大路上，说话必定切实不作空言，行动必有常规而不放纵。他的学习，从十五六时，听到周敦颐评说圣人之道，于是就厌倦世人争相追逐的科举之业，慨然有探求圣道的志向。开始不得要领，漫无边际地杂学各家，出入于老庄佛释将近十年，又回到六经上才得其真谛。他明达事物之情，精察人伦之序。他知道“尽性知命”的高深，必本于孝亲敬长之实。又知穷神知化的认识天道，原与明礼知乐的人事相通。辨别异端之学的似是而非，指明千万年来未能弄明的疑问。自秦汉以后，没有人能认识到这些道理。他认为孟子死后圣学没有下传，以接续道统振兴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曾说：“大道之所以不能明于天下，是由于异端之学损害了它。过去危及圣学的杨墨中韩之类学说粗鄙而容易看出其荒谬，今日害道的佛老之学深远而难以明析。过去的异端之学迷惑人是利用人的昏昧，今天的异说渗入人心都是利用人的高明。佛家自称能通达天地的玄，而其实不能有为于天下。佛家称他们的学说包容一切无不周详，其实他们是抛弃了伦常之理。佛家自认为其理论穷尽深奥之理、探极精微之处，而玄怪深僻恰恰不能达于尧舜坦荡平易的大道。天下的学问，若不是浅陋而不通达，就必然跑到佛教那里去。自从圣人之道不得明于天下，邪诞妖异之说竞相兴起，充塞了人民的耳目，把天下沉陷在污泥浊水之中。即使有高明才智之士，拘泥于耳目的见闻，生如沉醉，死如梦寐，而不自觉其不明理的迷惑。这些都是正路上荒草秽木，堵塞圣学之门的障碍，必须开采出路才能进入大道。先生他进身为官是为要唤醒今世的人民，退身隐居要著书明理以垂后世。不幸早逝，进退之事都未及作成。他辨析精微之论，多少有为世人所见者，是他的学生们传播的呀。先生门下，学生非常多。他的言语，浅显易懂，不论聪明的愚蠢的，听了都能受益，就象一群人在河里喝水，虽然各自所需不同，但各自都得到了彻底的满足。他的教人，从寻求知识开始直到知其所止，从内心诚意开始直学到平治天下，从童子初学的“洒扫应对”开始直到入圣人之域的穷理尽性，整个过程都循循而有序。他批评世俗的学者舍弃浅近的而务求高远，身处于下却窥望高处，导致自己的轻浮自大而到底也学无所得。先生他对待人，明辨其恶但也不拒绝他，以意感人人必能应，教导人人能轻松地听从，指责人人也不会恼恨。不论贤愚善恶，各种各样的人，他都能得其心。奸诈的人在他面前也会奉献真诚，暴戾傲慢的人在他面前也表现出谦恭。听说他的风范的人就诚服，看到他的德行的人佩服得心醉神迷。纵然是小人与他追求不同，考虑利害相妨，时时加以抵毁，但他们退处而自我思考时，没有不认为先生他是正人君子的。先生的治理政事，用宽大去治理恶人导其向善，处于烦琐的事务中却宽闲优裕。当朝廷法令紧密严苛的时候，他也从未学着众人去作虚应形式逃避职责的事。人人都认为法令不当束缚妨碍着无法作事，而他却能在这种法令下处理得宽绰有余。众人忧虑很难作的事，而他作得却很兴盛。即使在仓卒遇变之时，也不动声色。当监司们纷纷严密紧急地观察州县官时，他们对待作州县官的先生他全都很宽厚。处置事务时，还有依靠先生处。先生他制订的纲纪条文法度，人们可以效仿着去作。至于他引导人民，人民就会跟随，以诚动人而人自然和顺，不求外物应己而外物自应之，未曾以自己的诚信施于人时人民已先相信了，这些都是人们无可比拟的。

14·11 侯师圣云：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俟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二程遗书》卷十二

[译文]侯师圣说：朱光庭到汝州拜见程颢，回来后对别人说：“我朱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游酢、杨时开始去拜见程颐，程颐瞑目而坐，两人站在门外等待。程颐醒后，看着他俩说：“你们还在这里呀？天已经不早了，算了吧。”及至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

14·12 刘安礼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立之从先生三十年，未见其忿厉之容。——《二程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

[译文]刘安礼说：程颢先生德性充实完美，纯和之气，充溢前前后后，和乐平易宽大，一天到晚都是愉悦的。我跟随先生三十年，从未见过他有愤怒严厉的神情。

14·13 吕与叔撰《明道先生哀词》云：先生负特立之才，知大学之要；博文强识，躬行办究；察伦明物，极其所止；涣然心释，洞见道体。其造于约也，虽事变之感不一，知应是心而不穷；虽天下之理至众，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于一也，异端并立而不能移，圣人复起而不与易。其养之成也，和气充浃，见于声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优为，从客不迫，然诚心恳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宁学圣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宁以一物不被泽为己病，不欲以一时之利为己功。其自信之笃也，吾志可行，不苟洁其去就；吾义所安，虽小官有所不屑。——《二程遗书》附录

[译文]吕与叔作《明道先生哀词》说：先生他负有独特之才能，明于高深学问的要旨；博学于文献而强记之，亲身实践努力探讨；精察人伦明知事理，完全地掌握了人之所以当止；心中如涣然冰消，透彻理解了大道的本体。他的学问由博而回于约，掌握的就在自己一心一身。虽然外事作用于我者变化不一，他知道心是应物之主，一心随感而应也没有边际；天下之理虽然众多，他明白万理于我身，反求于我身则一切理都可自足。他的修养达到了精诚致一的境界，异端之学并兴也不能改变他的自信之心，圣人再生也不会纠正他的学说。他的德行养成了，太和之气充盈透切，表现于声音容貌，使人望见其崇高渊深，无法轻慢，遇事当为而为，从容不迫，然而其至诚之心诚恳深切，作不好决不舍弃的。他对自己希望和要求远大，宁可学圣人而未能达到，也不用小小一善来成就名声；宁可以天下有一物不受圣人恩泽看作自己的过失，追求使我的君主成为尧舜一样的明君，不把一时的有利于人作为追求的事功。他自信笃厚，只要我的志向能够推行，就不故作高洁而去其位；只要是依义而行我心安稳，虽有小官也有所不值得去做。

14·14 吕与叔撰《横渠先生行状》云：康定用兵时，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嘉祐初，见程伯淳、正叔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晚自崇文移疾西归横渠，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己。闻者莫不动心有进。尝谓门人：“吾学既得于心，则修其辞；命辞无差，然后断事；断事无失，吾乃沛然。精义入神者，豫而己矣。”先生气质刚毅，德盛貌严。然与人居，久而日亲。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语人。虽有未喻，安行而无悔。故识与不识，闻风而畏，非其义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张子全书》卷十五

[译文]吕与叔作《横渠先生行状》说：仁宗康定年间同西夏交兵时，张载先生十八岁，当时慨然以立功边疆自许，上书谒见范仲淹。范仲淹看出他是远大之器，想要成就他，就责斥他说：读书人自有读书人的学问，为什么要从事于军事？”于是劝他读《中庸》。张载先生读《中庸》，虽然喜爱，但仍感到不满足，于是又访求佛教、道家之书，读了多年，透彻地了解了佛、道的学说，知道没有什么收获，又返回来读六经。嘉祐初年，与程颢、程颐兄弟相会于京城，共同研究道学之大要。先生他胸中疑问涣然冰释，自信地说：“我们儒学的理论自身十分充足，为何要寻求别家之说？”于是舍弃异端之学，成为淳厚的儒者。晚年从崇文院因病去职西归横渠镇，一天到晚恭恭敬敬坐在一间房子里，身边放的全是书，俯首而读，仰首而思，有所得就记下来。有时半夜坐起来，点上灯烛去写。其对圣人之道的追求与精深思考，从未有一刻间断，也从未有一刻的忘却。学生有所问，经常告诉他们学礼并去修养本性，和学问变化气质的方法，要求学生学习一定要达到圣人的境界才可以。听到他这些话的人无不触动于心而有所进步。他曾经对门人说：“我治学心中有所领悟时，就选择适当的言辞把它表述出来；表述得没有错误，然后用来判断事务；判断事务没有错误，我就感到胸中充实了。精熟义理，达到神奇的境界，就要在事情没有发生时，先要熟悉有关事情的道理，如此而已。”先生他气质刚毅，德性充盛，容貌严肃。但和人相处，时间久了就一天天亲近。他的治家与在外交往，一般说是正己以化人。人不能信任他，他就返回来修养自身，而不告诉他人。虽然有的人到底也不理解他的用心，他照常安心而行并不后悔。所以认识他的与不认识他的人，闻其风而畏服，不符礼义的事，不敢以丝毫加到他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