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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评点
来源:传世名著百部 作者:孔子 发布时间:08-15

  《论语》一书,篇幅虽不大,但却是研究、了解中国文化绝对不可不读的作品。宋人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可见它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论语》不仅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而且很早就流传到海外,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诚可谓东方的“圣经”。

  谈到《论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是与孔子的名字分不开的。孔子一生在政治上屡屡碰壁,得意时少,失意时多,但毕竟以道德高尚、人品出众、学问渊博知名于世,受到时人称颂。当时人说他是上天用来启发下民的“木绎”、多能的“圣者”。他的学生颜渊说:孔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子贡赞美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战国时,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成为世之“显学”,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都对孔子倍加颂扬。西汉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地位被推戴到先秦诸子之上。大史学家司马迁专门在《史记》中为孔子立“世家”,将他抬到诸侯的地位,称颂他是“至圣”。还有的儒者称孔子是“素王”,即指有帝王之德而不居帝王之位的人。此后直到清代,儒学基本上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历代统治者都竭力尊崇孔子,为他建庙祭祀,赐给他的后裔封爵和特权,并给孔子本人加上“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等多种华贵头衔。孔子的名字,几乎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虽然历代的儒学经过某种改造,与孔子学说的本来面目有了一些差异,但像孔子思想中强调德治、重视教化、轻鬼神重人事、积极进取等内容,一直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准则,仍长期在历史上发挥着作用和影响。孔子虽然博学多识,但却“述而不作”,除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外,自己并没有写出系统阐述思想的论著。而《论语》作为弟子和后学整理的材料,却在这方面起到了弥补的作用。《论语》的内容,涉及孔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面,还记载了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细节。可以说,《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生平最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这也就是《论语》后来能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

  西汉时,立《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书于学官,称为“五经”,它们都是经过孔子删订、整理的古代文献。《论语》在此时尚未取得与上述“五经”并驾齐驱的地位。根据零散材料来看,西汉人往往把《论语》等同于《孟子》、《墨子》等,作为诸子的一种,同时也把它看作辅翼经书的“传”和“记”。但到东汉,随着儒学地位的继续上升,《论语》已开始进入经书行列,与《孝经》一同被加到“五经”之上,称为“七经”。《论语》、《孝经》两部书,篇幅较短,相对于深奥的“五经”来说也更加浅显易懂。故而在汉代,学子们大致识字以后,便读《论语》、《孝经》,为以后学习“五经”打基础。“五经”难度大,一般人毕生只能通一经,能通两种以上的很少见。而《论语》则是读书人必读之书,无论是否通经、通几经,必先通《论语》。唐代以《易》、《诗》、《书》、《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九经”,其中又根据经文字数的多少分为大、中、小三等。在“九经”以外,《论语》和《孝经》要求所有读书人都研读,被称为“兼经”。唐代学制当中规定:大经和中经为分科必修,小经为选修科目,而《论语》、《孝经》则为共同必修科目。科举中有“明经”一科,无论主考何经,《论语》、《孝经》皆为共同必试。唐文宗开成年间,诏刻“十二经”,立石于国学。这“十二经”就是在“九经”以外,又正式加上了《论语》、《孝经》、《尔雅》三部书。宋代人又将《孟子》抬入经书行列,于是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十三经”。

  在宋代,以程朱理学为主要代表的宋学兴起并盛行,将儒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宋学的特点,是轻名物训诂而重义理发挥,因此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比较集中的《论语》、《孟子》等几部书,尤其受到宋代学者重视,地位开始超出内容繁琐难懂的旧“五经”。著名理学家程颐即非常推崇《论语》。他评价《论语》“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到南宋,理学家朱熹从《礼记》中抽取《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作《四书集注》,其中《论语》列于“四书”首位。朱熹进一步发挥程颐的有关论点,说:“四子(引者按:即四书),六经之阶梯。”主张按由易到难的程序,先读“四书”,再读“五经”。朱熹指出:“四书”是直接的孔孟之道,而“五经”则是孔孟以前的“先王之教”。就理解孔孟思想、用以巩固封建统治来说,当然是前者更为重要。因此他说:“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只可《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朱熹又打比方说:“《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熟饭可以当时就吃,易于消化;打禾为饭则要经多道工序,缓不济急。为写作《四书集注》,朱熹倾注了毕生精力。以其中《论语集注》而言,前后写作历时40 余年,反复修订删改,日益精密。从中也可看出他对《论语》这部书的极端重视。

  元明清近600 年间,“四书”一直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而《论语》作为“四书”之首,也自然成为士人们读书做官的一块敲门砖,可说是家读户诵。它在当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不仅如此,《论语》的影响还越出国界,远及日本、欧洲等地,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在很早的时候,《论语》就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据日本古书《古事记》、《日本书记》记载: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285 年),百济(古国名,在今朝鲜半岛东南部)人王仁东渡日本,带去《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天皇使太子菟道郎稚子拜他为师,这是日本人学习《论语》的开始。隋唐时期,日本与中国接触频繁,其教育制度明显接受了中国的影响。当时日本所颁《大宝令》仿照唐制规定:学生须通一经或二经,经分大、中、小三类,《论语》、《孝经》无论治何经均须兼通。在这种制度下,数以万计的日本青年在中央、地方各级学校中诵读《论语》等儒家经典,儒学成为他们的知识教养和衣食荣禄之源。以后,《四书集注》等理学著作也渐次传入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再度大兴儒术、广建学校。幕府在江户所建学校称为弘文馆,至此改为官学。学中除教授定额的学生外,还在每天午前公开讲授“四书”,任人旁听,称为“御高门日讲”。在德川幕府统治的260 余年当中,儒学长盛不衰,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论语》在日本社会上影响非常大,专门研究《论语》的学人也层出不穷。据近人丰田穰所编《日本人研究论语著作目录》统计,现存德川时期的《论语》研究著作将近有90 种。明治维新以后,教育逐渐普及,《论语》的重要地位仍然不减。上到天皇进讲、下到中学汉文教材,都时常选录《论语》,同时也出版了大量的《论语》通俗化著作。本世纪初,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泰辅写作了《论语年谱》,用年谱体裁系统地研究了《论语》在中国和东西洋各国的刊刻、翻印、整理、研究历史,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随后东京春阳堂又出版了高田真治、诺桥辙次、山口察常三位博士合著的《论语讲座》六卷,分解释、研究两大部分,是日本《论语》研究的集大成著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论语》在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明治维新前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提上了历史日程,日本社会上掀起了“重义”还是“重利”的争辩。在争辩当中,一些人力图利用在日本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儒学知识,对其重新解释,尽可能寻找传统儒学伦理观与近代资本主义伦理观的结合点,并取得了成功。其代表人物便是被誉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创业者”的涩泽荣一(1840—1931)。涩泽早年攻读儒学,一度投入政界,后弃政从商,先后创立或参与建立第一银行、日本邮船会社等五百余家企业,成为著名的实业。在从事实业的40 余年里。涩泽荣一直坚持亲自向企业员工讲授《论语》,并写了一本名著《论语加算盘》。他指出:孔子在《论语》中并没有否认富贵是“人之所欲”,关键在于所取之道。涩泽认为所谓道,指的是“公利公益”,就是国家利益。个人或企业追逐利润、增殖资本,如果对增强国家买力有益,就是光荣的,符合“道”和“大义”。这样,涩泽以国家利益为媒介,把义与利统一起来,并以此为基础推衍出一套“道德经济合一论”。涩泽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种社会本位主义的近代伦理观,与西方个人本位主义的伦理观有所区别,但却十分适应日本国情,并影响到东亚其它一些国家。直至今日,涩泽的著作在日本企业家中仍然很受推崇。

  《论语》于16 世纪下半叶首次传到西方。明朝后期,欧洲基督教组织耶稣会的成员纷纷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来中国传教。他们不仅将西方的宗教、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也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1593 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这是儒家思想传入西方之始。耶稣会士在翻译经书同时,也写了不少有关孔子生平、思想的介绍性著作,如《中国之哲人孔子》、《中国人孔子之道德》等等。《论语》的内容,就是上述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认为:中国在政治、伦理方面远比欧洲进步。沃尔夫对孔子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因素深表推崇,认为只有理性才是真正的道德原则,主张用理性取代宗教信仰。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的重农学派领袖魁奈,对孔子的思想、人格都十分崇拜,自命为孔子的继承人,后人也称他为“欧洲孔子”。总的来说,孔子思想在欧洲曾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曾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作出过重要贡献。直到现代,还有不少西方思想家力图在孔子学说中寻求解决社会伦理道德问题方面的启示。而无论在何时,《论语》作为孔子思想材料最集中的著作,都是西方学者首先重视的对象。

  综上所述,《论语》一书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遗产,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究其原因,并不偶然。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思想家之一,当时人类文化的发展还相当幼稚,不够成熟。可以说,孔子是最早对生活中各种问题进行总结、回答的人。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社会阅历丰富、思想方法得当,因此经他总结并回答的问题、提出的看法(大都存于《论语》书中),很多都是非常正确的,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以言举人,不因人废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德不孤,必有邻”,“三人行,必有我师”之类,都成为重要的格言箴语,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对人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前人称颂《论语》“和平通达之中,寓至精至粹之理”,并非过誉。同时,《论语》中所反映孔子的伦理道德、社会政治思想,很多已逐渐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当中,成为中国人的美德,具有极大的继承价值。以上也就是我们向读者介绍、推荐《论语》这部书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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