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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传世名著百部 作者:孔子 发布时间:08-15

  《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是孔子弟子及后学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这部书大约最后编定于战国初期。因其成于众手,具体作者已难考定,但它是一部最集中地记载孔子思想的著作。

  孔子(公元前552 或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原属殷商一族,先世是宋国的大臣,后迁于鲁。孔子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但他在早年还是接受了良好的贵族教育,对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十分熟悉。孔子天资聪颖,又极为谦虚好学,故而学识日进。到30 岁左右,已经以博学知名于世,开始招收门徒,传授《诗》、《书》、《礼》、《乐》等古代文化典籍。他一方面对以前的文化、思想资料进行系统总结,同时也结合春秋后期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对一系列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创建了儒家学派。

  孔子早年曾在鲁国执政季氏手下担任管理仓储、牛羊的小官,都能恪尽职守。因鲁国内乱,一度旅居齐国。后仍回鲁国收徒讲学,门下弟子达三千之众。年过50 以后,一度被鲁国国君委以官职,做到司寇,主管鲁国的司法工作。他希望加强国君权威,削弱卿大夫权力,与当政的季氏等三家大夫产生矛盾,最终被迫弃官离开鲁国。这段做官的时问,大约不超出五年。此后,孔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奔走各国,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诸侯国,并曾在卫国、陈国停留了较长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得到机会参与各国的政治活动,也没有找到贤明的君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般只是被供养起来装点门面,还有很多时候备受冷遇和迫害。在这段时间里,孔子坚持不懈地进行治学和教育,与弟子们反复探讨人生、社会的重大问题,留下了不少著名的言论。在公元前484 年,经过大约14 年的流浪生涯之后,孔子终于重返鲁国,将余生的精力贯注于文化、教育事业。他一边继续讲学,一边整理文化典籍,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古籍进行删订,编成最后的教材定本。晚年的孔子在鲁国受到较高规格的礼遇,但仍没有得到真正的重用。生活上也迭遭不幸,独子孔鲤和两个重要弟子颜渊、子路都先他而死。公元前479 年,孔子病逝于家中。兽哀公专门写了悼词,弟子们为孔子举行隆重的葬礼,并守孝三年。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简单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想达到“仁”的标准,就必须“克己复礼”,通过对自己的克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从而符合礼的要求。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自己要在社会上取得自立,在事业上顺畅通过,也要帮助别人做到这样。孔子的学生概括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体现出一种关怀互助和平等相待的人文主义精神。总的来说,孔子将“仁”看作道德的最高准则,也是道德的总体,孔子还提到很多其它道德名目:如忠、孝、义、信、廉、俭等等。但在他看来,这些名目属于局部性的东西,能做到某项或几项,值得肯定,但还不能算是达到“仁”。“仁”的概念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它是理解孔子思想的关键所在。

  孔子把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贯彻到政治领域,提出“仁政”的学说。他希望统治者“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反对对人民过份剥削、压榨,而提出富民、惠民的主张。他又希望统治者“为政以德”,反对一味使用严刑峻法,而要先用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以身作则,通过道德感化搞好政治。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孔子对当时的社会变动感到不满,希望恢复西周时的礼乐政治。但同时他敢承认:社会政治制度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损益,进行局部的修正或改良。

  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相对于天命而言,孔子更加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努力,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问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地位。从总体上说,孔子是尊重理性、否定迷信的,这一特点对数千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从政事业相比较,孔子一生在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被贵族垄断。孔子首创私人讲学,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学生,通过传授文化知识来培养从政人才,对随后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72 人。这批人在孔子死后继续游历各诸侯国,推动了各国政治体制由贵族制向官僚制的过渡。同时,他们从不同侧面发挥孔子思想、传播古典文献,为战国时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孔子通过四五十年的教学实践,一方面教出许多优秀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另一方面也总结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经验。在教育对象方面,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指出人的本性是可以教育的。在教学方法方面,他提出“因材施教”,重视启发式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对于知识的来源,求知的态度和手段,孔子都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论语》一书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它并不是孔子亲手所写,而是在孔子去世以后,由他的学生们根据笔记和记忆加以整理、汇编而成。其中主要记我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了孔子一些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汉书·艺文志》概括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按照班固的说法,《论语》的“论”是论纂之意,“语”是语言之意,“论语”即指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成书。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说法,今天看来还是班固的话比较贴切。

  由语录体的编纂特点所决定,《论语》的体例并不严格。一般说一条就是一章,集章成篇。全书共20 篇,约500 章,每篇各章并无严密联系,只是大致以类相从,由首章首句中取两字作为整篇标题。全书共约1.2 万字,平均每章字数在24 字左右,最短的章节不到10 字,最长的也不过300 多字。通观全书,其论述方式并不完整、系统,感想随事而发,显得比较零星、散乱。然而另一方面,《论语》也显示出了语录体著作的独特魁力,语言含蓄隽永,故事简洁生动,往往能体现出一些长篇论述所难以表达的思想深度,折射出一些长篇论述所难以反映的人物个性和环境情趣。同时,《论语》灵活的编纂形式事实上使该书的表现内容大为增加,多方位、多视角地体现出了孔子的思想、性格、才能、趣味、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孔子及其思想。无论从思想价值还是从艺术魅力来评价,《论语》都是一部不可不读的作品。

  关于《论语》的编著年代,史料中没有明文记载,我们只能通过研究原文加以推断。今本《论语》篇幅不多,却有不少章节互相重复,有些字句完全相同,有些增减一两字,有些详略有差而意思一致。对此只能作出一个结论:孔子的言论在当时各弟子皆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故有重复出现。也就是说:《论语》并不是由某一个人编著的。再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出;《论语》中有些篇章是孔子弟子所写,有些篇章则出于他再传弟子之手,其中包括曾参、子张、子夏、闵子骞的学生。自唐朝柳宗元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将《论语》最后加工成书的是曾参的学生,其说大体可从。因为曾参是孔子最年轻的学生,而《论语》中时间最晚的材料,就是曾参临死时对鲁国大夫孟敬子说的一段话。另外《论语》中提到曾参皆尊为“子”,有关曾参的记事也比孔子其它弟子为多。从曾参和孟敬子的生活年代来推断,《论语》的最后成书时间大约是在战国初期、公元前400 年左右。

  《论语》流传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版本。《鲁论语》是鲁人所传,共20篇,我们今天所见《论语》的篇目即由此而定。《齐论语》为齐人所传,共22 篇,比《鲁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古论语》是汉武帝末年在曲阜孔子故居墙壁中发现的,21 篇,篇目基本与《鲁论语》相同,只将《鲁论语》最后一篇《尧曰》中“子张问”以下一段单独分篇。这三种本子除篇数不同外,在章次、文字、解说上都有出入。西汉后期大臣张禹先学《鲁论语》、又学《齐论语》,对两个版本择善而从,篇目以《鲁论语》为主,编成一个修订本。张禹曾为汉成帝担任师傅,后封安昌侯,官位尊显,所以他的修订本很快流行于世,时称“张侯论”。到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又在“张侯论”基础上,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为《论语》作注,从而保存了汉代《论语》版本异同的一些资料。郑玄注今已散佚,甘肃敦煌和新疆均曾出土唐代手抄的残本。三国时人何晏汇集汉魏各家注解,作《论语集解》,是现在所见最早的完整注本。

  汉代以下,学者对论语进行注解、研究的著作不断增多。据今人杨伯峻估计,古往今来有关论语的研究著作,可能多达三千种。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除何晏《集解》外,还有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汇集了魏晋时期儒者的新解说。此书在唐以后亡佚,清代乾隆年间才由日本重新传回并行世。北宋邢昺在何晏《集解》基础上作《疏》,为清代编纂《十三经注疏》时所采用。南宋朱熹作《论语集注》,其治学方法与汉唐诸儒不同,轻名物训诂而重义理分析,为宋儒治《论语》的集大成著作,影响元、明数百年。清代考据学兴起,刘宝楠《论语正义》集中反映了清人对《论语》的校勘研究成果,学术价值较高,为本世纪30 年代上海世界书局编印《诸子集成》所收。近人程树德《论语集解》、杨树达《论语疏证》,继续用考证方法研究《论语》,材料搜讨甚勤,皆有重要参考价值。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则较早对《论语》的通俗化进行尝试,注释简明扼要,附有白话文翻译和内容评述,做到了雅俗共赏,这可为一般读者阅读《论语》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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