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是孔子弟子及后学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这部书大约最后编定于战国初期。因其成于众手，具体作者已难考定，但它是一部最集中地记载孔子思想的著作。

孔子（公元前552 或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原属殷商一族，先世是宋国的大臣，后迁于鲁。孔子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但他在早年还是接受了良好的贵族教育，对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十分熟悉。孔子天资聪颖，又极为谦虚好学，故而学识日进。到30 岁左右，已经以博学知名于世，开始招收门徒，传授《诗》、《书》、《礼》、《乐》等古代文化典籍。他一方面对以前的文化、思想资料进行系统总结，同时也结合春秋后期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对一系列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创建了儒家学派。

孔子早年曾在鲁国执政季氏手下担任管理仓储、牛羊的小官，都能恪尽职守。因鲁国内乱，一度旅居齐国。后仍回鲁国收徒讲学，门下弟子达三千之众。年过50 以后，一度被鲁国国君委以官职，做到司寇，主管鲁国的司法工作。他希望加强国君权威，削弱卿大夫权力，与当政的季氏等三家大夫产生矛盾，最终被迫弃官离开鲁国。这段做官的时问，大约不超出五年。此后，孔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奔走各国，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诸侯国，并曾在卫国、陈国停留了较长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得到机会参与各国的政治活动，也没有找到贤明的君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般只是被供养起来装点门面，还有很多时候备受冷遇和迫害。在这段时间里，孔子坚持不懈地进行治学和教育，与弟子们反复探讨人生、社会的重大问题，留下了不少著名的言论。在公元前484 年，经过大约14 年的流浪生涯之后，孔子终于重返鲁国，将余生的精力贯注于文化、教育事业。他一边继续讲学，一边整理文化典籍，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古籍进行删订，编成最后的教材定本。晚年的孔子在鲁国受到较高规格的礼遇，但仍没有得到真正的重用。生活上也迭遭不幸，独子孔鲤和两个重要弟子颜渊、子路都先他而死。公元前479 年，孔子病逝于家中。兽哀公专门写了悼词，弟子们为孔子举行隆重的葬礼，并守孝三年。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简单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想达到“仁”的标准，就必须“克己复礼”，通过对自己的克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从而符合礼的要求。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自己要在社会上取得自立，在事业上顺畅通过，也要帮助别人做到这样。孔子的学生概括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体现出一种关怀互助和平等相待的人文主义精神。总的来说，孔子将“仁”看作道德的最高准则，也是道德的总体，孔子还提到很多其它道德名目：如忠、孝、义、信、廉、俭等等。但在他看来，这些名目属于局部性的东西，能做到某项或几项，值得肯定，但还不能算是达到“仁”。“仁”的概念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它是理解孔子思想的关键所在。

孔子把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贯彻到政治领域，提出“仁政”的学说。他希望统治者“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反对对人民过份剥削、压榨，而提出富民、惠民的主张。他又希望统治者“为政以德”，反对一味使用严刑峻法，而要先用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以身作则，通过道德感化搞好政治。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孔子对当时的社会变动感到不满，希望恢复西周时的礼乐政治。但同时他敢承认：社会政治制度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损益，进行局部的修正或改良。

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相对于天命而言，孔子更加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努力，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问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地位。从总体上说，孔子是尊重理性、否定迷信的，这一特点对数千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从政事业相比较，孔子一生在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被贵族垄断。孔子首创私人讲学，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学生，通过传授文化知识来培养从政人才，对随后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72 人。这批人在孔子死后继续游历各诸侯国，推动了各国政治体制由贵族制向官僚制的过渡。同时，他们从不同侧面发挥孔子思想、传播古典文献，为战国时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孔子通过四五十年的教学实践，一方面教出许多优秀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另一方面也总结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经验。在教育对象方面，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指出人的本性是可以教育的。在教学方法方面，他提出“因材施教”，重视启发式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对于知识的来源，求知的态度和手段，孔子都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论语》一书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它并不是孔子亲手所写，而是在孔子去世以后，由他的学生们根据笔记和记忆加以整理、汇编而成。其中主要记我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了孔子一些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汉书·艺文志》概括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按照班固的说法，《论语》的“论”是论纂之意，“语”是语言之意，“论语”即指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成书。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说法，今天看来还是班固的话比较贴切。

由语录体的编纂特点所决定，《论语》的体例并不严格。一般说一条就是一章，集章成篇。全书共20 篇，约500 章，每篇各章并无严密联系，只是大致以类相从，由首章首句中取两字作为整篇标题。全书共约1.2 万字，平均每章字数在24 字左右，最短的章节不到10 字，最长的也不过300 多字。通观全书，其论述方式并不完整、系统，感想随事而发，显得比较零星、散乱。然而另一方面，《论语》也显示出了语录体著作的独特魁力，语言含蓄隽永，故事简洁生动，往往能体现出一些长篇论述所难以表达的思想深度，折射出一些长篇论述所难以反映的人物个性和环境情趣。同时，《论语》灵活的编纂形式事实上使该书的表现内容大为增加，多方位、多视角地体现出了孔子的思想、性格、才能、趣味、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孔子及其思想。无论从思想价值还是从艺术魅力来评价，《论语》都是一部不可不读的作品。

关于《论语》的编著年代，史料中没有明文记载，我们只能通过研究原文加以推断。今本《论语》篇幅不多，却有不少章节互相重复，有些字句完全相同，有些增减一两字，有些详略有差而意思一致。对此只能作出一个结论：孔子的言论在当时各弟子皆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故有重复出现。也就是说：《论语》并不是由某一个人编著的。再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出；《论语》中有些篇章是孔子弟子所写，有些篇章则出于他再传弟子之手，其中包括曾参、子张、子夏、闵子骞的学生。自唐朝柳宗元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将《论语》最后加工成书的是曾参的学生，其说大体可从。因为曾参是孔子最年轻的学生，而《论语》中时间最晚的材料，就是曾参临死时对鲁国大夫孟敬子说的一段话。另外《论语》中提到曾参皆尊为“子”，有关曾参的记事也比孔子其它弟子为多。从曾参和孟敬子的生活年代来推断，《论语》的最后成书时间大约是在战国初期、公元前400 年左右。

《论语》流传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版本。《鲁论语》是鲁人所传，共20篇，我们今天所见《论语》的篇目即由此而定。《齐论语》为齐人所传，共22 篇，比《鲁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古论语》是汉武帝末年在曲阜孔子故居墙壁中发现的，21 篇，篇目基本与《鲁论语》相同，只将《鲁论语》最后一篇《尧曰》中“子张问”以下一段单独分篇。这三种本子除篇数不同外，在章次、文字、解说上都有出入。西汉后期大臣张禹先学《鲁论语》、又学《齐论语》，对两个版本择善而从，篇目以《鲁论语》为主，编成一个修订本。张禹曾为汉成帝担任师傅，后封安昌侯，官位尊显，所以他的修订本很快流行于世，时称“张侯论”。到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又在“张侯论”基础上，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为《论语》作注，从而保存了汉代《论语》版本异同的一些资料。郑玄注今已散佚，甘肃敦煌和新疆均曾出土唐代手抄的残本。三国时人何晏汇集汉魏各家注解，作《论语集解》，是现在所见最早的完整注本。

汉代以下，学者对论语进行注解、研究的著作不断增多。据今人杨伯峻估计，古往今来有关论语的研究著作，可能多达三千种。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除何晏《集解》外，还有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汇集了魏晋时期儒者的新解说。此书在唐以后亡佚，清代乾隆年间才由日本重新传回并行世。北宋邢昺在何晏《集解》基础上作《疏》，为清代编纂《十三经注疏》时所采用。南宋朱熹作《论语集注》，其治学方法与汉唐诸儒不同，轻名物训诂而重义理分析，为宋儒治《论语》的集大成著作，影响元、明数百年。清代考据学兴起，刘宝楠《论语正义》集中反映了清人对《论语》的校勘研究成果，学术价值较高，为本世纪30 年代上海世界书局编印《诸子集成》所收。近人程树德《论语集解》、杨树达《论语疏证》，继续用考证方法研究《论语》，材料搜讨甚勤，皆有重要参考价值。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则较早对《论语》的通俗化进行尝试，注释简明扼要，附有白话文翻译和内容评述，做到了雅俗共赏，这可为一般读者阅读《论语》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