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两年之后，1953 年8 月我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叫马克，女孩叫卡罗尔。

我生孩子那天正是我国赢得曲棍球大奖赛的日子——这天确实难忘。那是星期六，到处找我丈大都找不到，这对双胞胎拖了好长时间才生下来，而他却不知逛到哪儿去了。过了四个月我就参加了律师最后考试，并取得了律师资格。当时我想过：我要是不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恐怕以后真的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我才去报名参加律师的最后考试。这真是一次意志的考验呵，我觉得要是不做这番努力，恐怕就真的全完了：所以能不能真正坚持下来：对我来说真是一场考验。当时，孩子们还很小，要喂奶，要洗的东西也很多，事情真难办呀；幸亏我有帮手。

生下双胞胎之后，我觉得有趣的是：两个孩子的性格完全不同——真是一生下来就两样，完全两样。双胞胎要么长得完全不同，要么是很像，一男一女不可能完全一样，他们的差别总很大；马克和卡罗尔就是这样。他们才1 岁，我就开始了律师生涯；律师事务所离家不远，20 分钟路程，因此一有需要就能马上回去。

我同他们玩的时间很多。我离不开他们。我觉得要是一个带小孩的母亲住在伦敦郊外，简直就无法当国会议员；否则，她会两三天见不着孩子的，那种损失真是难以弥补的。孩子小的时候，你得有规律地照料他们，孩子们替你的工作排好了规律。记得有一次我外出两周，孩子跟外祖母过。等我回家时，硬是用了差不多一整天才又使他们习惯于让我照料——这件事真叫我大吃一惊。

我并不十分苛求孩子，对他们的教育严到中等程度就行了，要教育孩子懂得是非，当然也得有些纪律，但是不要为纪律而纪律，要说明道理。孩子会没完没了地问个明白，你要始终十分耐心；不管怎么样，你得说明道理，答复他们的问题。有些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说得不够，这是当前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家很运气，有人帮忙照料孩子，他告诉我同孩子谈话有多么重要。让他们洗澡时，你得不停地同他们闲聊。当然，做母亲的经常很忙，压力很大，但也得设法挤时间，把事情说清楚。每天从喝茶时直到洗澡睡觉，都得陪着孩子。然而，不是每个母亲都做得到的。问题不在于你在他们身上花了多少时间，而是在这些时间里你对他们关心得如何。

我们在乡下住时，总要带孩子去教堂做礼拜。后来，他们住校读书了，星期天就在那儿的教堂做札拜。只要学校允许父母探视，我和丹尼斯总要去，还帝他们去做礼拜。但是从那以后，我并不非要他们去教堂不可。我觉得原因可能是我年轻时大人要求我做的事太多了。

我小时候全家很少出去娱乐，而人们又常常想让孩子领略自己没有领略过的事情，所以，我们带孩子出门的机会就多得多了。但是我并不鼓励他们什么事都做。我们的家在伦敦，不充分利用这里的各种机会，那太不堪想象了。可是，我也知道：如果我对孩子们说“好，这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去艺术画廊吧”，那么，他们不会感到这是娱乐，而觉得是去受教育。但是，要让他们知道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等到合适时候，他们如果想去，自己会去的。卡罗尔的确对参观艺术画廊兴趣很高。我们还带他们去看各种戏剧，向他们介绍歌剧。我们几乎事事都教给他们，他们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在家里为他们举行过不少招待会，他们还外出参加同学的社交集会。

大约在他们6 岁那年，我当了国会议员。我的工作也就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幸亏我的选区在伦敦，家在伦敦，工作也在伦敦；这种情况是少有的。我想他们长大一些以后，对他们的影响会更大，因为他们也会成为公众关注的人了，这对他们确实是件难事！我认为现在的情况同我的童年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那时妈妈和姨妈常常是紧邻，或者稍拐个弯就到了；因此，妈妈要是出去工作，家里会有人在的；孩子回家的时候，家里总有人。那时候，一家常常是两三辈人同住，或在一个镇、一个村。好在有许多人还这样生活；这样能使一个地区稳定。无论如何我总觉得：孩子回家时，家里总该有个人。当然对许多人来说，这是难以做到的，我也理解。

一个人既要事业成功，又要全家欢乐，关键在于每个人的性格。只有大家协调起来才能做到。要让全家有机地组织起来，让全家都同意你做的工作，不能靠你来订硬性规定，规矩要大家一齐订。

家庭非常重要，太重要了！快乐的家庭生活使你大不一样。俗话说：“血浓于水”，亲人总比外人强，这种关系是相互的。一人有事，你总在他身边；反之，不论你处境如何，他们也总在你身边。别人批评你，你可能受不了；但同样的批评如果来自家里人，你就能够接受了。家是你的立身之本，家是你最后的归宿。一旦有了孩子，就意味着有生以来你第一次要为他人活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空前的变化。孩子们的遭遇如何，比对你自己还关心得多。这种感受的深度与别的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