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生命的最初历程中，音乐占有了我。它是我最初的爱，也可能是我最后的爱。我像女人爱孩子那样爱它，在我懂得一个女人的爱情之前。但是，学习音乐无师可求。在外省我生长的那个小城市里没有老师。最好的老师是我母亲，但她自己并不承认。她只是把着我的指头在钢琴的键盘上按，而她总是和我一起倾注感情。她死的那年，经常彻夜不眠，在隔壁房间倾听我弹奏吟咏伊菲日尼之歌时，我耳闻她发出幸福的鸣咽，每忆及此，不禁心酸。

当我们一起来到巴黎时（当时我14 岁），她看出了我的天赋。她想帮助我发挥所长，但她不敢公开表示，因为这种天赋有可能贻误我的学业，并且会影响我进入一个有名望的学校，而这对市民的子弟来说，是天经地义的日标。此外，她也没有办法为我找到实践的场所，在巴黎，她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关系”。我的父亲更没有这方面的关系。他只知道为他办公室里那些讨厌的事务疲于奔命，虽然他并不喜欢他的工作，但他能做得很好，懂得如何令人满意。我的家庭永远不懂，也不想懂得“向上爬”的方法。只相信老老实实地完成日常工作，或者靠碰运气，却从不去创造机会！如果说机会曾经帮助过我，我得庆幸自己的运气。不过，它也差点儿（两次或三次）使我迷失方向！我的双亲和我，我们都不认识路！在音乐的道路上，我曾经迷过路。

在巴黎，只要有一个有经验的音乐家，就像我后来认识的许多那样的音乐家，就能为一个具有音乐素质、颇有才能、充满灵感的像我这样的男孩子提供一条笔直的路。但后来，创作生活虽然丰富多彩，而音乐才华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我只好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了。（对于我的全部创作，我并不感到安慰！）我已说过，我们在巴黎举目无亲。我的母亲想起一个出色的钢琴家，当母亲还是一个少女时，曾经从她那里得到过一些教益；她就是约瑟芬·马丹。在第二帝国时期，她名震一时，是专门为皇后弹钢琴的。她是罗西尼的朋友，还认得肖邦。她有一手令人赞美的钢琴技法，演奏自如，指法科学、细致、迷人而柔和，我掌握起来并不困难。不过她的风格是过去那个时代的风格，钢琴上的一种“BelCanto”风格还相当浓厚！我从她那里学到过不少东西，她教我弹沙尔倍的幻想曲，她以静静的微笑不容辩驳地对舒曼、柏辽兹，尤其是对瓦格纳进行否定，这些我都容忍了。后来为了汲取他们的长处，我就不需要她了。

她关于弹钢琴的指点，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尤其是在演奏莫扎特的作品时，没有一个演奏家像她那样向我泄露过奥秘，这种奥秘可能是从肖邦那里摹仿来的。在我少年时期，她的这些指点成为我在音乐方面获得的唯一的技巧教导。

幸运的是我还受到了音乐会的教育。音乐会是我的老师。我的双亲是慷慨的，他们精打细算，省吃俭用，而每个星期日从不吝啬给我两三个法郎去买一张在夏特莱堡、在冬天的马戏场举行的音乐会的普通票子（我胆战心惊地找到一个边座，所有的座位事先都预订出去了），听巴德鲁、科洛纳的演奏，后来听拉穆勒的演奏。这是令人陶醉而神怡的三个小时，使我忘却了巴黎并超越了时间。这也是全神贯注学习的三个小时，因为深思永远不会阻止我去看，去听和去判断。我沉醉在莫扎特、贝多芬、舒曼的艺术里，沉醉在若阿香、伊萨依、萨拉萨蒂奇妙的琴弦里，我被安东·兽宾斯坦的狮子般的利爪和普格诺的温和的手法或是迪埃梅的水晶般的表演深深打动了。我在柏辽兹和瓦格纳精神激起的铜管和木管的海洋里尽情畅游。这些音乐当时在巴黎是崭新的。马拉美和维利埃也参加了拉穆勒的音乐会，会上巴黎首次接受了《德里斯坦》前两幕的错综复杂的启示。我和克洛岱尔一起在科洛纳演奏会上为了《战争女神的侵袭》而战斗。克洛岱尔、苏亚雷斯和我，我们重新沉浸在贝多芬的D 调弥撤曲神圣的气氛中。在圣一欧斯塔西被神化的气氛中，我们看到年迈的李斯特那长长的白发。我还去叩过塞扎尔·弗兰克家的门。

晚上8 点到10 点之间，在家里的火炉边，我重温音乐会上那些动人心弦的时刻，回味着演奏的情景，同时对那些我感到神秘的主题进行了分析。我尽量从中搜索秘密的思想和内在的逻辑，年轻的我在探索天才创作家的心灵。日复一日，我逐渐接近了莫扎特、格鲁克和贝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