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思想古已有之。在《论语》中更加哲理化，并被作为处理各种人生关系的根本法则。“和”的意思不是“瞎搀和”，而是指“和谐、恰当”。

《论语·学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即不能为了“和”而“和”，“和”不是同一，而是与“同”相对的概念，所谓“和而不同”。“和”的前提是分化和差异。分化和差异是生命的本性，由分化和差异造成世界的丰富多样。但差异和分化还要通过“和”，即多样统一才能构成完整的生命世界。所以“和”，实指“有差异和矛盾的事物之间不仅互容共存，而且互补共生。”（曾永成）正如生态系统中，每一个生物个体或群落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活性因子，因子之间又互相影响，共同营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而“同”则是排除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同一。诚如汤恩佳所言，“和而不同”的思想，是“我们祖先对生物和环境之间物质循环的认识结果，它揭示了生态平衡的客观规律。”

实现和谐的方式就是“中庸”。“中”并不是折中，做事无原则。“中庸”也不是指平庸、圆滑。“中”之义，朱熹解释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冯友兰讲“中”就是“恰到好处。”“庸”，朱熹解释为：“平常也。”庞朴认为“庸”有三个含义：一是“用”，一是“常”，一是“平常”。因此，中庸就是用中，它不同于道家的用弱和佛家的用空。其次，常是相对变而言的不变，不变的也就是永恒的。所以，他们提倡的用中，不是主观设定的，而是本之于常；因而是否用中，也就不容径情任性，而应作为常道来遵守。最后，所谓平常之意，正由于普通而平常，故人人不可离。这样，执两用中，用中为常道，中和可常行，三层意思紧密联为一体，构成“中庸”的全部含义。孔子把它当作君子所具备的最高品格：“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和谐中庸之道作为儒家处理人生关系的基本方式和总原则，是与仁、义、礼、智、信相辅相成，共同构筑秩序井然、协同发展和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态。

首先，仁是构筑社会生态的基石。“仁”，人其人也，即“拿人当人。”（李零语）当然首先要把“自己当人”，“自己当人”即“修己”；“拿人当人”即“安人”，即守“孝悌”、行“忠恕”。“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故“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如此社会和谐无忧矣！

其次，义是构筑社会生态的价值标杆。“义”，“宜”也，即应该怎么做。它是人的内在道德约束。“以义为质”、“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成为人生的信条。君子以义为上，“见义而为”勇者也。同时，“君臣之义”不可废，“使民也义”，民有义则心安，心安则理得，理得则无纷乱，无纷乱则万事顺。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第三，礼是构筑社会生态的制约机制。《论语·雍也》说“约之以礼”，“礼”作为一种规范，是对人外在行为的约束。礼的前提是差别，通过差别，建立秩序，形成和谐。具体说，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知礼，无以立也。”同时，“礼”和“乐”要结合起来，通过“乐”激发人的情感，调和人的性情，促进“礼”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调节作用。

第四，知是构筑社会生态的智力支持。人生在世，不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应努力进取。然人资质有异，勤苦有异，其知也不同：有“生尔知之者”，有“学尔知之者”，有“困尔知之者”，有“困尔不学，民斯为下矣”。知之者何？即“知人”，知人者智也；即善任，“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善任者慧也。知者不惑，不惑则明，明则通，通则和。

最后，信是构筑社会生态的人格保证。信，从人从言，即恪守诺言，说话算数。诚信是人与人和谐交往的人格支撑。“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言必信，行必果”。同时，“信”还是施政要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国而无信，国将不国也。

综上可知，《论语》倡导的中庸之道既“是一种方法论，还是一种价值观，是儒家用来调节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道德准则，以之来维系社会秩序的和谐。”(邵汉明漆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