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安石所创区别于先儒的新经学或学派。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晚年封荆国公，因称所创学派为“荆公学派”。又因安石为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故又称“临川学派”。又因安石在执政时颁布《三经新义》，所以此派又称“新学学派”。王安石自幼对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善理解而不拘守先儒旧说，常以自己之意进行解释。又结合社会现实，融会备家学说，逐步形成自己“新学”思想体系。所著《淮南杂说》、《洪范传》等书初出，学者向慕，争相传诵。后居江宁（今江苏南京），聚徒讲学，从学者甚众，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派。执政以后，设局修撰《三经新义》，许多学者参加撰述，扩大了学派的影响。

此派弟子甚多，著名者有：王雱、龚原、陆佃、吕希哲、陈样道、许允成、蔡京、蔡卞、林希、蹇序辰、马希孟、孟厚、王昭禹、郑宗颜、耿南仲、王安中、刘仲平、唐耜、林之奇、方悫、邹浩、沈躬行等。此派宇宙观以“元气”为世界本原，认为“元气”具体化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即“五行”。由“五行”生成天地万物。他们认为“五行”这五种物质元素运动变化不已，谓“五行也者，成变化而行鬼神（奇迹之意），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是故谓之'行”。他们还认为，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在于事物本身“有耦”、“有对”（即矛盾的对立面）。谓“五行之为物，其时，其位，其材，其气，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声，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无所不通，一柔一刚，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恶，有丑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洪范传》）臆测到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还认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形式为“相生和相克”，“五行”相生和相克，都是对立物经过斗争，从而“治”成新器物，这都是相反相成。还提出事物变化过程中有“变”和“化”两个阶段，认为“因形移易谓之变，离形顿革谓之化”，（《二程粹言》卷上《论道篇》引）即把渐变叫做“变”，把实变叫做“化”。在认识论方面，此派认为世界可知，强调视和听的作用，以为“可视而可知，可听而思，自然之义也。”但又承认有所谓“不听而聪，不视而明，不思而得”的先验认识。在天人关系方面，他们坚持“天人相分”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其规律，自然界的规律叫“天道”，人类社会的规律叫“人道”。自然灾害与人事得失并无关系，“天变不足畏”，应该重人事而不信天命。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此派认为社会与自然界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故相除”的观点，主张变法革新。他们重新训释《诗》、《书》、《周礼》，颁之学官，号曰《三经新义》，对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根据变法需要，另立新说，阐发新义，宣传新学。后又编写《字说》，从训诂方面去阐发经义，宣扬“改易更革”。还对“法先王之政”做了新解，认为“视时势之可否，因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使其适于当前“所遭之变”、“所遇之势”，因此，“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为变法制造理论根据。

主要著作有：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周官新义》、《老子注》，王雱《论语口义》、《庄子注》，蔡卞《毛诗名物解》，陆佃《尔雅新义》、《埤雅》、《鶡冠子解》、《陶山集》，陈祥道《论语解》，龚原《易传》，耿南仲《周易新讲义》，王昭禹《周礼详解》，林之奇《尚书全解》等。此派学说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最为兴盛。流传全国。王安石死后，“新法”既废，“新学”亦遭人攻击。哲宗绍圣初年，标榜继承神宗遗业，“新学”再次抬头。徽宗崇宁年间，以崇尚熙宁新法为名，亦宣扬此派学说。靖康年间，程颢、程颐的嫡传弟子杨时为“辟邪说”作《＜熙宁奏对日录＞辨》、《＜三经新义＞辨》、《＜字说＞辨》，邵伯温更假冒苏洵之名作《辨奸论》，对王安石思想与变法全面否定。南宋绍兴年间开始禁止“荆公新学”，乾道、淳熙年间仍然有人抨击“新学”及王安石等。此派学说几经崇黜，凡六十余年。终于被统治者所废弃。此派在发展过程中，其弟子吕希哲另创“荥阳学派”，邹浩等创“陈邹学派”。郑侠虽列为此派门人，但后来与此派学术思想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