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本是一种与农作物生长相关的反映气候变化特征的节气,是一年中二十四节气之一,其确定大概始于周代。其具体日期是冬至后第107 天。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北方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的说法。可见,清明本是反映自然运行规律的,并不具有人文的意义。其后来被赋予人文的意义,还得从清明与寒食的结合而说起。

寒食原是一种饮食习俗,因纪念春秋时晋国名臣介子推焚死绵山,禁火以祀之。关于子推抱木焚死之事,《左传》未见记载。《后汉书》《周举传》谓: “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该书注引刘向《新序》: “晋文公反国,介子推无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这里所说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代,时晋国太子申生的弟弟重耳,返国做了君主（即后来的晋文公）,他给许多追随者都封爵加赏,却忘记了曾在饥饿难忍时割自己股肉给他充饥的恩人介子推。子推后隐居绵山（后改为介山,在今山西介休东南）。晋文公省悟后求之不得,遂放火焚山,欲求其自出,但却被烧死在山中。为了纪念这位忠臣义士,“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 （桓谭《新论·离事》）。按照这种说法,寒食乃因介子推事而起,故唐卢象写有《咏寒食》诗,云: “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寒食成为社会习俗,至迟在汉代局部地区已形成,到唐代则广为流行。唐人徐坚《初学记》谓: “《荆楚岁时记》曰: 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斗鸡,镂鸡子,斗鸡子,打球,秋千。” 到了寒食之日,人们便不生火做饭,只吃前一天准备好的冷食,故称“寒食”。同时,还相伴一些其他的娱乐活动如斗鸡、打球、荡秋千之类。不过,也有说季春禁火,是周之旧制。《礼记·郊特牲》: “季春出火,为焚也。”唐人徐坚《初学记》注引《周书·司烜氏》: “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又引“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作为一种习俗,寒食显然起源于对介子推的纪念,也说明寒食与感恩的情怀有密切的联系。

寒食日的时间,据徐坚《初学记》注: “据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也就是在清明前一两天,离冬至106天。到隋唐之后,中原出现“寒食祭墓”之行事,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渐渐地,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可见“寒食祭墓”实际是后来清明扫墓习俗之滥觞。二者的结合,至迟在唐代已基本出现。在明代方臻于完成。史载唐开元二十四年敕: “寒食清明,四日为假”；大历十三年又敕“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唐宋后清明设祭渐成习俗。《宋史》《礼志》说得很明确: “古者无墓祭,秦、汉以降,始有其仪。至唐,复有清明设祭。”这样,清明也逐渐有了祭祖扫墓的行事,寒食扫墓反而淡化,几成为清明的别称。在宋代仍有将寒食、清明、上巳并提的,如《全宋词》就有张元千“寒食清明都过却”、张履信“寒食清明,虽然过了,未觉春闲”的词句,李曾伯“清明上巳,二美相并”即可证。说明三者的结合以及清明的凸显和寒食、上巳的淡去,从唐至宋明,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

清明的嬗变及扫墓祭祖习俗的形成说明,寒食所蕴涵的感恩纪念的人文因素被转移给了清明节,于是清明节在保留自然时令节气的意义的同时,更多具有深厚的人文意义。也就是说,她既有迎接春天的到来,以到大自然踏青怀抱为乐的时令意义,又有宗教祭祀和感念祖宗恩德的道德情感因素。人们在这一天纷纷出行到郊外祖坟所在地,在肃穆的氛围中进行种种缅怀祖宗、追念恩德、寄托情怀的活动,其中所内蕴的文化精神就是感恩,这与中华民族慎终追远的传统一脉相承,与儒家文化中“孝”道的文化精神相得益彰,甚至可以说,是传统“孝”道通过礼仪层面的进一步彰显。由于有了文化的内涵,所以清明节就与其他节气不同,成为被赋予了人文意义和独特文化精神的重要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