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看人不从片面出发,而是详细的考察一个人,作出综合评价。因此,孔子能看到一个人的不足,同样也能看到一个人的长处,不把人一棍子打死。所以,孔子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很恰当。孔子说: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其中,最典型的是孔子对管仲的评价。

孔子曾不满的说: “管仲之器小哉！”并批评他不节俭、不知礼,批评的分量是很重的（《论语·八佾》）。但当子路认为管仲不仁时（因为管仲未死公子纠之难,反而做了纠的政敌公子小白的相）,孔子极力为管仲辩诬,认为管仲有仁的一面。并说: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莫之知也。”（《论语·宪问》）既有批评,又有赞美,可见孔子知人论世的视界是开阔的,眼光是较高的。在对管仲的评价上,孔子也批评了无条件忠君不知变通的行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据此可以知道,孔子看问题不是从一家一姓的兴亡为出发点的,他看得更远,注意到了从大局利益考察问题。

颜渊是孔子非常欣赏的学生,孔子曾多次褒扬他。但孔子也指出: “回（颜渊）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论语·先进》）孔子含蓄批评了颜回缺乏怀疑态度的精神,此中可以看出,孔子看一个人是深刻的,不因自己欣赏而去回护他。这也表明孔子知彼知己、谦虚谨慎、不骄不傲。

季康子是鲁国的权臣,他贪欲很盛而又专权,治下盗贼很多,他就此事请教孔子。孔子说: “苟子之不欲,虽赏不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如果你季康子没有贪欲,就算赏赐人民让他们为盗,他们也不会去盗窃的。这句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指出正是季康子本身的原因才有下面人们的为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孔子的见识是非常敏锐的,对贪权逐利的当权者是严厉的抨击。我们也可以从新出土的郭店楚简材料来考察孔子对类似问题的认识。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名为《缁衣》的文章,它其中有一句话说: “子曰: 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以命,而从其所以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好恶,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诗》云: ‘赫赫师尹,民具而瞻。’”孔子看到了在上位者的行为对平民百姓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在上位者应该以身作则,对自己严格要求,为普通人树立良好的典范。孔子的这段话与老子“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段话也见今本的《礼记·缁衣》,只是文句略有差异,今本也缺少“《诗》云”一句。

孔子考察人一生的行事之后,提出了忠告,认为“君子有三戒”: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这是孔子对人们心理与生理的细致分析,对今人还有警世作用。

孔子用世屡次受挫,他认为这是外在环境造成的,外部环境能够深刻的影响一个人的发展,甚至束缚人的发展。孔子认为外部环境时有恶劣是正常的情况,有才能的人会经常受到不利情势的历练。对于不好的处境,不是抱怨叹气,而是要努力从各方面修养自己,提高应对环境的能力。他说: “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孔子认为对于多样的外部世界,要取随机应变的态度,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行事方式,从而达到人生目的。他说: “君子之行己,其于必达于己,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故屈节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时。是以虽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当然,孔子所说的能屈能伸是有鲜明的行事原则的,那就是“不毁其节”、“不犯于义”。(武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