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变法，要图强，“不得不假有国者之力”（《戊戌变法前后》），这就是康有为甘冒杀身之祸，犯颜直谏朝廷的最现实考虑。变法前，康有为曾七次上书清帝，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敦促光绪帝，下诏定国是，变法救中国。

1．《上清帝第一书》

1888年12月，康有为利用在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以一介微不足道的萌生资格，第—次向光绪帝上奏了《为国势危感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折》。在这份奏章中，康有为阐述了中国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方今外夷交迫”，而举国“兵弱财穷”，随即提出了以变成法为核心的三点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在这份奏折中，他还力陈了中国急需变法的三条理由；一曰“今天下法弊极矣”，非变法不可。二曰祖宗之法可变，“治国无法则乱，守而弗变则悖”；“穷则变，变则通”。三曰变法前途光明，“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六道化成，以恢复属地而雪耻下难矣。”

这是康有为第一次系统地向社会公开自己改革社会的政治主张，也是维新派发动变法运动的第一个信号。这次上书尽管未能送达清帝之手，但它却对清廷政局产生了极大震动，人们都将此视为非常的举动，引起了整个京师的哗然。康有为也为此而遭到了“朝士大攻之”（年谱）。

2．《上清帝第二书》——公车上书

1895年春，康有为偕梁启超等人再度赴京会试。时值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清廷同日本签订极其苛刻的《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等等，其赔款之巨，割地之广，丧权之重，使得举国骇然。康有为目睹朝廷如此无能，山河破碎，悲愤难忍，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而可有此约哉！”（《中日和约书后》）他吸取了第一次孤军奋战的教训，首先通过其弟子梁启超去鼓动广东、湖南的举人联名上书，然后进一步发动其它各省举人行动起来，共同上书光绪，吁请朝廷拒绝和约。当时在京的18个省的举人，纷纷响应康有为的号召，决定联名上书。大家久慕康有为的大名，故公推他起草奏稿。康有为以满腔悲忿，奋笔疾书，用一天两夜时间，写成一份18000余言的上皇帝书，坚决反对《马关条约》，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救国主张。公车们建议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第一，“下诏鼓天下之气”。康有为认为，割让台湾，即亡国之举，“诸国以中国之易欺也”。如此下去，“民心先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幻想通过割地以保都畿，“则自叹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哉！”出路仅仅在于拒绝和约，团结民心，救亡图存。康有为吁请光绪，应该速下三诏：一下罪己之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励天下同雪国耻。”二下明罚之诏。对主和辱国的权臣，丧师失地的将帅，擅许割地、辱国通款的使臣，守御无备的疆吏，或明正典刑，或予革职，黜退尸位大僚，无妨贤路。“庶几朝政肃然，海内吐气，忭颂圣明，愿报国耻。”三下求才之诏。“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昔汉高之于樊哙，每胜增其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拜大将。凡有高才，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成致死力以报皇上。”康有为预言，只要三诏一下，赏罚得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距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

第二，“迁都定天下之本”。康有为认为，首都为天下之根本。“方今旅顺已失，威海已回，险阻无有，京师孤立……无以为防守之计。”“故非迁都，智者无所骋其谋，勇者无所竭其力，必将坐困胁割尽而后已。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国，岂不痛哉！”所以当今最要紧的事之一，就是迁都西安。只要一迁都，即使是失去旧京，也无足轻重，“而朝廷深固不为震慑”。凭西安之险要，日本人是无法攻占的，则都城可保。“或偏就驾驭，不必割地，和议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战矣，故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此也。”

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康有为提出，用选锋、选将、购械的办法，训练重兵，以待敌变。一夫用兵者，用其气也”。至于选将，则“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他还提出让各地方绅士自办团练，不拘一格推荐“忠义沈毅慷慨知兵之士”。此外，康有为还清光绪帝“宜选精于制造操守廉洁之士，专购英黎姆斯枪十数万以备前敌，并广购毒烟空气之炮、御弹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无恐，是谓购械。”在康有为看来，只要有精兵、猛将，再加武装以精良装备，就能稳操胜券了。

第四，“变法成天下之治”。这才是康有为此次上书的核心。在康有为看来，以上所陈三策，“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也”。只有变法，才足以自强立国，“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

如何变法图强？康有为提出了四项建议。

（1）富国。“变之之法，富国为先”，其法有六：

一曰印行钞票。康有为认为，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莫如钞法。“今天下银号报明赀本，皆存现银子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制钞，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给现银之数而加其半，许供赋税录饷。其大者户部皆助赀本，其亏者户部皆代摊偿，助其通流，昭彰大信。巨商乐借国力，富户不患倒亏”。随着统一钞票的流通，国家可扩大商务，可筹集军饷，可聚资建设，可致国富民强。

二曰兴修铁路。康有为指出，铁路“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方便运输、经商与交流。鉴于修筑铁路耗资巨大，款项难筹，故建议允许由私人资本修筑铁路。这样不仅国家可收入七千万两银钱，“且可裁漕运而省千万之需，去驿铺而溢三百万之项。”

三曰发展机器轮舟。即允许民间设立机器工厂和轮船公司。“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

四曰开矿。康有为提出，西方许多国家都因采矿而富强，而我国“藏富于地”，但“亘古封禁，留待今日”。他建议应该加强矿学研究，注意开采地下资源，并由国家加强管理。“选才督办而无滥私人，则吾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

三曰铸造银币。即一自铸银元以收利权，以改变洋圆在中国泛滥的局面。

六曰设立邮政。康有为认为，“我中国人四万万，书信更多，若设邮政局，以官领之，递及私书，给以凭样，与铁路相辅而行，消息易通，见闻易广，进而坐收千余万之款，退可省三百万之驿，上之利国，下之便民。”

（2）养民。养民之法有四：

一曰务农。提倡科学种田，主张以农为主，多种经营。

二曰劝工。奖励科学创造发明。

三曰惠商。减免重税，保护商业。

四曰恤穷。扶贫济弱团结民心。恤之之法有三，移民垦荒、教工、养穷。

（3）教民。教民之法有四：

一曰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所以这些国家民智大开，社会文明程度也随之提高了。故康有为建议，请朝廷下令，州县乡镇都要建立图书馆，以增加民众的见识；乡村一律设立学塾，儿童皆得入学。

二曰改革科举。建议皇上改武科为艺科，令各省州县普遍建立艺学书院。各级考试，除试经论一题外，主要是考核历史、时事和策论，量才录用。文科各级考试，也以考核历史掌故，世界知识为主。“其有创著一书，发明新义，确实有用者皆入翰林，进士授以检讨，举人授以庶吉士，诸生授以待诏。如是则天下才智大开，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

三曰开设报馆。“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励，庶稗政教。”

四曰设立道学。其目的在于发明孔子之道，扶圣教而塞异端。“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其举人愿入道学科者，得为州县教官。”“并令乡落淫词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

（4）改革内政外交。

康有为提出要改革官制，重视外交，置议郎等。关于官制改革，关键在于裁汰冗员，“以彼冗繁，增此廪禄”。关于外交，应该重视外交人才的培养，“立使才馆，选举贡、生、监之明敏辨才者，入馆学习。……学成或为游历，或充随员，出为领事，擢为公使，庶几通晓外务，可以折冲”。关于“置议郎”一事，康有为特别重视，将其作为内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故特别请求光绪帝“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康有为认为，这样便能消除君臣隔绝，官民隔绝的状态，实现“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之筹饷，何饷不筹？以之练兵，何兵不练？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

公车上书，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纲领的反映，它包括了康有为变法的基本主张，标志着康有为维新思想的成熟。

在这次京城会试中，38岁的康有为终于中了进士，被钦点工部主事。

3.《上清帝第三书》

1895年5月29日，刚中进士不久的康有为写了《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国呈》。这次上书补充和发挥了公车上书中的内容，向光绪帝提出了自强雪耻的四大方案：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康有为就练兵一策还提出了六项措施：“一曰汰冗兵而合营勇，二曰起民兵而立团练，三曰练旗兵而振满蒙，四曰募新制以精器械，五曰广学堂以练将才，六曰厚海军以威海外。”康有为认为，要实施上述四大方案，关键在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而已。”

最后，康有为再次请求光绪立即变法，“伏乞皇上远览《诗》、《易》之所戒，（近）鉴俄、土之兴衰，独揽乾纲，破除旧习，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立事必有利弊，权其重轻，听言必有是非，察其迂切，断自圣衷，更新大政，宗庙幸甚！天下幸甚！”

几经转呈，康有为的这次上书终于到了光绪的手里，这是光绪读到的康有为的第一份奏折。“上览而喜之”，下令军机处抄录三份，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一份存军机处，并下令抄发各省督抚将军会议复奏。足见光绪帝对此条除的重视程度极高。它成了推动光绪下决心变法的重要契机。

4．《上清帝第四书》

6月30日，即康有为上书后一个月，他又撰写了《为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乞速行乾断，以图自强呈》。此次上书主要“言变法次第之故”，“缓急先后之序”。康有为建议光绪，一是立科以励智学，奖励创新发明，使“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二是设议院以通下情。通下情的措施有五：一曰下诏求言，二曰开门集议，三曰辟论顾问，四曰设报达聪，五曰开府辟士。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第一次提出，要讲明国是，实行全面的根本性改革，“尽弃旧习，再立堂构”，反对“补漏缝缺”。

从5月2日至6月30日的两个月中，康有为连续三次上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纲领，从而将维新变法运动推向了第一个高潮，康有为成为了人们公认的维新运动的领袖。

5．《上清帝第五书》

1897年12月，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康有为写了《外衅危迫，分割氵存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祥呈》。在第五次上清帝书中，康有为再次给光绪开具了救国良方：“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才咨问以广圣听，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行尊降贵，延见臣庶，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至于变法模式，康有为为光绪提供了三种以供选择：上策是“择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在康有为看来，能行上策则国家可以强盛；能行中策则国家尚可维持积弱的局面；即使是行下策，中国也不至于亡国。如果皇上不采纳这些建议，则国家将会灭亡。

这次上书是康有为历次上书中所开列变法内容最详尽的一次。在第五书中，康有为第一次提出学习俄、日维新变法的经验，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在第五书中，还第一次提出制定宪法的主张，明确了实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的轮廓。

6．《上清帝第六书》

康有为不停地上书光绪，但能送达转呈的很少，大多数被扣下来了，看不出朝廷有采纳变法主张的迹象。康有为感到十分失望，打算离开京师回广州。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真诚地挽留了这位维新变法的领袖。与此同时，给事中高燮曾为他上了第一个正式奏荐折，请求圣上召见康有为。由于恭亲王等人的反对，光绪帝只好令縂锂衙门大臣接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在总署西花厅，便出现了康有为舌战群臣的一幕。

1898年1月24日下午，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等官员接见了康有为。接见气氛严肃而紧张。一开始，守旧派大臣荣禄就高谈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反驳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刑部尚书廖寿恒问道：“变法当从何着手呢？”答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李鸿章马上就此质问道：“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康有为回答说：“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直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户部尚书翁同龢询问了如何筹款的问题。康有为主张，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改革财税制度。“日本之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回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可比今十倍”。他最近著的《日本变政记》和《俄彼得变政考》可供朝廷参考（年谱）。

这次会见进行了三个小时。光绪听了会见汇报后，非常高兴，很想亲自召见，直接听听康有为的见解，无奈恭亲王等人仍以皇帝不见四品以下官吏为由加以阻挠，光绪只好传令康有为条陈所见，并进呈《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这次会见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康有为取得了可直接上书皇帝的特权。《上清帝第六书》即是产生于这种背景之下。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写了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或曰《为外衅危迫，分割港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祥呈》。在这篇奏折中，康有为提出了“全变”思想。“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康有为列举了世界上固守旧制而亡国的国家，前车之辙，犹可鉴也。

康有为主张中国的变法仿效日本的维新制度，因为在世界各国中，日本的许多情况与中国近似。“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根据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建议光绪帝，若要变法，宜首先抓以下三件事：

第一，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乾清门，宣布变法维新，“诏定国是”。

第二，“设上书处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所有官员的意见，允许直接反映，不得由堂官代表转达，有“称旨”的，召见察问，量才录用，这样才“下情咸通，群才辐辏矣。”

第三，“设制度局于内延，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皇上每日亲临商榷，订立各种新章。按康有力的设想，“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陆军局、海军局。

这个奏折充分表达了维新法的改革主张和施政方针，成了后来指导“百日维新”的变法指南。光绪读后深受启发，推行维新变法的意志日益坚定了。

7．《上清帝第七书》

1898年3月12日，康有为第七次上书光绪帝——《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折》。康有为鼓励光绪学习俄国。“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这个折子的呈上，在催促光绪痛下决心立即变法方面，颇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