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了翁的理学思想虽然是从程朱那里继承下来的，但由于他具有求是治学的态度和比较开放的治学方法，所以能够扩展视野、广览博收众家之长，使之为己所用。前文述及了翁服膺程朱，早年从朱熹弟子辅广、李燔处接受了朱熹的学说，并称朱熹“集濂洛之大成”，又说“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他用了大量的精力学习、研究和传播程朱理学。然而，在他的学术活动中，并未以此为满足。魏了翁的学问，强调“道贵自得”，他在《答周监酒》中说：“本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诸书”，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欲不愿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技底见活精神也。”（《文集》卷36）他不固守门户，其治学途径是以研习朱熹之学开其大端，继而独以穷经学古，自为一家。此外，他还善于采纳各家之长，使之为我所用。魏了翁于公元1225年谪居靖州后，在那里主办了鹤山书院，各地来此求学之人很多，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陆九渊之子陆持之的门人叶元老，并留叶在靖州客居数月。共同读书论学，他还和陆九渊的后学如陈和仲，以及袁广微兄弟等人结为密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陆九渊的大弟子杨简的《慈湖问答》，在这些活动中，受到了陆九渊思想的影响。此后，魏了翁便开始把理学和心学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在魏了翁的学术思想中，同时还接受了浙东事功学派的一些影响。在当时，除朱陆的学说在社会上具有较大影响力之外，浙东事功学派著名学者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学说也比较流行。魏了翁主张把事功同义理统一起来，如在理、欲关系上，他不象程朱那样，把二者视为水火之不相容，他认为只要是合理的欲望，就是不可“灭”的，如“饮食男女”之欲、即人们求生的欲望，是无可非议的。这就说明，他在理欲关系上也有事功主义的倾向。

下面介绍魏了翁的学术思想。

（一）由“理学”转向“心学”。

魏了翁的学术思想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最初是笃信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他于公元1205年在临安结识了朱熹门人辅广、李燔之后，常常同他们在一起“同看朱子诸书，只数月间”，便从过去“只喜记问词章，所以无所不记”，转而认为这种方法“不足以为学”。乃取朱注《论语》、《孟子》等书，“字字细读”（《文集》卷35，《答朱择善》）由此便服膺了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在宇宙观上，他断言“理”是“参天地、宰万物”的最高本原。魏了翁说：“自有乾坤，即具此理……是乃天地自然之则，古今至实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极，圣贤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此者。”（《文集》卷42，《简州四先生祠堂记》）因此他又说：“此理”乃是“天下万物之学”。这就是说，作为世界本原的理，是“参天地、宰万物”，决定社会变化发展的唯一根源，是整个“天地自然之则”，因而是“万世之学”。由此可知，在其理学活动的第一阶段，他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

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善于独立思考的注重实际的魏了翁，发现了程朱理学的一些弊病，如它的烦琐、迂阔和空洞不实，不但使学者难于掌握，而且它被一些人用作“藻饰词辩之资”和“给取生利之计”。这些人标榜理学，讲论理学，实际上是把理学作为沽名求利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因此，魏了翁便逐渐抛弃了朱熹理学中的那些烦琐，迂阔和空洞的东西，着手重起炉灶，将理学与心学融为一本。企图用陆九渊“切己反省”、“发明本心”的易简功夫来整治人心，以克服朱学的弊病，以期达到挽救统治危机之目的。为此，他发展朱熹理学中的心学成分，以其同陆学接轨。朱熹说过：“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朱文公集》卷67）又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聚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四书集注·孟子·尽心上》）以此为中介，魏了翁把朱熹理学中的客观唯心论转化成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把心、理融为一体，提出了“义理之说”是“千百载而一目，千万人而一心”（《文集》卷65，《题周子靖理斋铭后》），“民心之所同则天理也”（《文集》卷52，《达贤录序》）等等，强调心、理融合的说法。这个思路，就是把程朱所讲的理或天理加以主观化，断言理只存在于千万人的心中，只要他们能够“推是心也，见善而迁，有过而改”，天下国家“必将如风厉雷迅，不晷刻安也”（《文集》卷50，《邛州白鹤山营造记》）。魏了翁发现了理学对维护和巩固封建秩序的不足之处，发现了它难以真正奏效，所以他才转而企图用心学去整治人心，以达到挽救危机的目的，这就是他从理学转变到心学的主要原因。

然而，魏了翁所讲的“心”同陆九渊又有不同之处。其不同点之一就是他强调心理合一。即所谓“民心之所同，则天理也”。“民心所同则天理”之说同他的“民与天一”之说是一致的。不同之二表现于他讲的“心”是超脱个人主观意识的“千百载而一日，千万人而一心”的心，是一切人的共同之心，它超越了个人的主观意识，是具有客观性的“心”。

不过，从实质上讲，魏了翁的世界观仍然属于主观唯心论，这是因为，他是把“心”作为其哲学最高范畴来使用的。他说：

心者，人之大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大极，以主两仪，以命万物，不越诸此。……抑天地神明，不越此心也。（《文集》卷16，《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谓天》）

大哉心乎，所以主天地而命万物也。（《文集》卷15，《论人心不能与天地相似者》）

心焉者，理之会而气之帅，贯通古今，错综人物莫不由之。（《文集·杨纯公杨忠襄公祠堂记》）

此心之神明则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则天理之所不可。人心之外又所谓天乎？（《天集》卷56，《跋师原卿遇致仕十诗》）

上面的引文，充分说明魏了翁是把“心”作为他的哲学的最高范畴，在他那里，“心”是宇宙的本原，也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最终极之根源。“心”是理与气的统率者，它贯穿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总之，心外无天，心外无理。作为宇宙本原的“心”，不仅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是支配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而且具有超时空的特性。他说：“心”昭昭者，固不与气形俱为斯尽也。”（《文集》卷84，《知威州陆君坚复墓志铭》）。虽然魏了翁讲的心不仅指个人主观的“心”，但从他把“理”融于“心”，以此为宇宙本原来看，应该属于主观唯心论，因为主观与客观毕竟是不可等同的，况且，这个“心”的内涵，主要是指纲常伦理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归根结底仍是主观意识的产物。只是他自己将其加上了一层薄薄的客观外形而已。因此，魏了翁的哲学是以“心理合一”的特殊形式出现的主观唯心论。

（二）“致其知而明其明”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魏了翁提出了“致其知而明其明”的方法。他和朱陆一样，认为“心”既是宇宙的来原，又是认识的对象和主体。在魏了翁看来，做学问不需认识外物，主要是向内用功，以发掘自己心中固有的“知”和“明”。他说：“人之一心，广大而精微，学问之道，所以致其知而明其明也。”（《文集》卷47，《张行父忠恕拙斋记》）既然“心”能“主天地”，“命万物”，能“贯通古今”和“错综人物”，是宇宙万物之本原，所以认识的对象就是主体的“心”。“致其知而明其明”的意思，就是通过对内心固有的“知”加以发掘光大，以达到通晓一切之目的。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呢？魏了翁提出了一个“以敬为主”的方法。他说：“以敬为主，则圣门传心之要也。是故敬焉者，所以此心而根万善者也。”“主静”是二程和张栻的修养方法。所谓“主敬”，是通过自我修养和抑制，使自己固有的善良之心保持专一不二、不为外物所动的修养方法，它类似于佛家的“定功”。所谓“致其知而明其明”的方法，实际上是陆九洲“发明本心”的修养方法和认识方法。魏了请也主张“先应乎其大者”，他说：“大者立，则小者达焉”（《文集》卷49，《均州尹公亭记》）。不过，他讲“先立乎其大者”主要目的是为了克服朱熹学说的烦琐、迂阔之病。其实，魏了翁在治学方法上并不赞成陆九渊不读书、不穷理，静坐而论道的治学方法。他主张“循环读经，亦以此明此心”，这是要求把朱熹的“格物致知”同陆九渊的“自存本心”结合起来，主张通过“致知”的途径去“发明本心”。他既主张以明本心为根本，又要求熟读经书，既抛弃了朱熹“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支离无所归宿的方法，又否定了陆九洲“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态度。这就是魏了翁“致其知明其明”的认识论之基本特点。

（三）“欲有善不善存”的“理”“欲”关系论。

同其他理学家一样，魏了翁也重视对人欲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人欲产生于外物对人心的影响，如他认为，心体本静，“感于物而心遂动，是性之所贪欲也。”（《礼记要义》卷19）但他又认为，不是人的一切欲望皆恶，他说：“人之有欲，即从心出，……欲虽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文集》卷32，《答虞永康》）把人欲分为善与不善，是魏了翁不同于程朱和陆九渊之处。从这一区分出发，他肯定了饮食男女是人心之最大欲求，他说：“饮食男女是人心之大端绪也；死亡、贫苦是人心所恶之大端绪也。”（《礼记要义》卷9）这就是说，他肯定了人们维持自身生存欲望的合理性。因此，他不像其他一些理学家那样笼统地反对人欲，对于人民正当的欲求持肯定态度。所以他主张“为政不害于民”，在其改革方案中还提出了“先修裕民之政”的要求。对于不合于义理的“人欲”，魏了赣也不主张“灭”，而是进行“节制”，他说：“物俗强时心节制”（《文集》卷96《即斋次的权县约客》）。这就是说，他不主张一概地灭人欲，而是先把人欲分为“善”与“不善”两种，对于前者，如饮食男女之类的人类基本欲求，他不但不主张“灭”，反而认为这是合理的、应该予以承认和适当满足的要求，对于不善的欲望，要用“心”去加以节制，不使其恶性发展就可以了。魏了翁赞成其老师胡宏的看法，他说：“五峰谓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此语最完备。”（《文集》卷109，师友雅言》）胡宏认为，天理和人欲同出于一个本体“天性”，只是各自所发生的作用不同。胡宏不笼统地排除人欲，他主张“欲而不淫”，只反对“饮而不止”（《知言》卷3，《纷华》）。魏了翁进一步把人欲分为善与不善的思想，是受胡宏之启发提出来的，他还从孟子那里找到根据说：“圣贤言寡欲矣，未尝无欲也。”（《宋元学案·鹤山学案》）考《孟子》七篇，确实只讲“寡欲”，不曾要求“无欲”。

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欲之合理性的前提下，魏了翁不赞成程颐反对寡妇再嫁而提出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极端主义思想，他说：“先儒有言：‘妇适不再，妇适而饥寒之害，然饥寒之事小而失节事大。’此岂妇之责也，亦为士也之诚。”（《文集》卷73，《顾夫人墓志铭》）在魏了翁看来，处于饥寒交迫的寡妇如果改嫁，这种“失节”的罪名不该由再嫁的妇女来承担，这倒是那些作为“士”的男人应该引以为戒的。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魏了翁对深受封建压迫之苦的妇女的同情，对不合理和道德说教的批判，这说明他比同时代的其他理学家的思想开明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