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时期的理学家之中，魏了翁的政治思想是倾向于进步的。作为一个封建社会中的进步思想家，其主要标志是看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能否关心人民疾苦，是否能大胆地揭露剥削制度下的不合理现象，并提出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社会改革方案。在这几个方面，魏了贫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算是一位头脑比较清醒的。

魏了翁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观民以察我道”的重民思想。

在儒家经典之中，很早就提出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敬德保民”主张，特别是孟子“保民而王”的“仁政”思想，可算是儒家学说中的进步思想成分。魏了翁出身于平民家庭，他对这些优良的思想成分自然容易有所继承，“观民以察我道”的重民思想就表明了这一点。他说：“抑不知民与天一也，安有欺民之事而可以应天？亦安有为欺天之事而可以助民？”（《文集·特班奏事》）这个说法虽然带有浓厚的天命论色彩，然而结合当时流行的思想意识来看，这个“天”无疑是指天理。在魏了翁看来，天意与民意是一致的，欺民就是欺天，欺天就是欺民，这种行为是天理所不能容的。他警告统治者不可作欺民之事。因此，他强调：“为政不害于民”。他说：“为政不害于民，得使尽力耕耘，自事生产，故百姓和而年岁丰也。”（《春秋左传要义》卷7）这种把民和天看得同等重要的观点，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权，但他毕竟认识到，首先必须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才能达到使国家巩固，只有不害于民，才可能使劳动人民得以积极从事生产活动，从而做到民和岁丰。为此，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上位，思利于民，欲民之安饱，是其忠也”（《春秋左传要义》卷7）。这就为“忠”的内容赋予了新的含义，他不认为仅仅把对君主的愚忠看做是“忠”的全部内容，而把关心民众疾苦，改善他们的生活，使之得到安定和温饱也看做是“忠”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这也是与忠君有着直接联系的。

从上述观点出发，魏了翁大胆而深刻地揭露了南宋王朝的“欺民之事”，他说：“今钱荒、物贵、赋重，敛烦，独仰岁以为生，将救民于垂死。”（《文集》卷99，《天庆节祈雨醮词》）他对当时社会上的贫富两极分化之原因也进行了揭露，魏了前指出：“富者弥富，骄奢而难治；贫者益贫，饥寒而犯法。且贫者资富而至贫，富者削贫而为富。恶民之富乃是愍民之贫。”（《春秋左传要义》卷27）。他提出消除这一恶果的办法是“使贫富均而劳逸等”（同上）。这种“均贫富，等劳逸”的说法，竟然出自一位封建地位阶级思想家魏了翁之口，其与当时农民起义军“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口号几乎同出一辙，确实值得加以玩味，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更可以了解到魏了翁重民思想的可贵之处。对于当时农民群众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魏了翁同样是站在地主阶级统治者的立场上加以反对，他也把起义的农民称之为“盗”，然而，他又认为，农民之所以为“盗”，是因为那些贪官污吏用暴力逼迫所至。他说：“民非自暴，吏诲之盗。”（《文集》卷20，《处士高君墓志铭》）所谓“吏诲之盗”，意思是认为那些贪官暴吏本身就是残害人民的盗贼，他们就是强盗们的老师，老百姓之所以为“盗”，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他又说：“使民无所蓖，是为盗而寇民者，吏也。而民贫贼兴，则善良受其害，此千载一律。”（同上）短短的两句话，对封建剥削阶级统治下“官逼民反”的根源揭露得十分深刻。从历史经验上讲，“民贫贼兴”，历来如此，民为什么贫？归根结底是剥削和压迫造成的。上述言论反映了魏了翁敢于面对现实，不回避矛盾，能够仗义直言，大胆地批判封建制度下的主要弊端，表现了他的重民思想的可贵之处。

（二）针对南宋弊政的社会改良思想。

为了挽救社会危机，魏了翁提出了他的社会改革方案。他针对当时南宋政权的弊政，提出了以下的意见和建议：

第一，实行裕民政策。他建议“先修裕民之政，请薄敛、省债、振荒、救饥。”（《文集》，《问兵民财吏之弊今日何以为革之方》）魏了翁鉴于当时由于政俯和大小地主对农民的沉重剥削造成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已经威胁着政治统治的稳定，他认为，解决危机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稳定人心，争取人民的支持。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应做到孔子提出的“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如果能使这一“圣人之言字字服行，未有不明效大验者，特患不能实下功夫而徒假外饰。”（《文集》卷34，《答曾参政》）他向皇帝上书，要求实行履亩之令以宽民力。具体办法是“督上户（大地主）贵近之家（享有免税特权的权贵之家）”入税，“借上户气势以振作椿币（纸币），或可望其指日增价”（《文集》卷20，《奏乞审度履亩利害以宽中下户》），期望用这一措施来解决货币危机。对“下户（自耕农）或可略与蠲减或又全免“其应纳之赋税”。他认为，这样就可以“让中下户宽得一分，则受一分之赐，人心不摇，弊事可革，天下幸甚。”（同上）这一改良措施完全是针对当时大地主逃避赋税，农民承受不起过重负担而造成的财政空虚而提出来的。魏了翁的裕民薄敛主张，虽然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也是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的。

第二，针对当时的政治危机，魏了翁提出了“治国之本始于正君”的主张。

这条主张是根据朱熹“正君心是大本”之说而来。它包含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皇权的思想。如何正君心？就是要求皇帝做到“正心诚意”，不能以一人之好恶为用舍。（《文集》卷42，《安少保果州生祠记》）他认为这是管理好国家的根本。而要达到这一要求，就必须广开言路以通下情。他对皇帝说：“岂有言脱诸口，必使心同声并谈而莫予违也，此风一成而依阿者得志，正直者屏远，尤非国家之福。唯陛下亟图之。”（《文集》卷19，《奏议第四扎》）他甚至要求最高统治者“亲贤而远色，清心而寡欲”（《文集》卷19，《奏事第三札》），更要做到“舍己以从众，举贤而逊能”（《文集》卷18，《应诏封事》）。这些言论，表现了魏了翁敢于“犯颜直谏”，不同于那些处处投人君之好恶，一味阿谀逢迎以求得志的鲜廉寡耻之徒，表明了他的正直无私的性格。这种提出限制皇权的大胆言论，在历史上曾有董仲舒提出过，他企图用“天人感应”的神权说教来限制皇权，结果是差一点丢掉脑袋。朱熹和魏了翁企图用“正君心”的办法限制皇权，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然而这个主张同那个至高无上的皇帝是相抵触的，对他来说，无非是缘木求鱼，不可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第三，针对南宋政权的机构痈肿、官俸开支庞大，提出了裁减冗员的方案，同时还提出省用、理财，讲求实功的建议。在理财的问题上，魏了翁不象其他理学家那样，把义理同功利对立起来，相反，他主张把义理和功利统一起来。如他说：“众寡强弱可不计，然本诸义理之是非，则事功之利害从之。”（《文集》卷47，《黔阳县学记》）只要是从义理出发，凡符合义理之是非标准的事功，其所产生的利害关系，就应该予以计较。

此外，他还提出了解决兵制腐败、军队庞大而缺乏战斗力的一些建议，如要求令军队屯垦戍边以开发边疆农业、增加军粮储备、加强边境防卫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