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的学说在南宋时期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他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水心学案》的按语中说：“乾淳清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称鼎足。”说明当时的叶学声望很高，其地位能与朱学、陆学构成三派鼎立之势。总的看来，朱、陆、叶都是儒家学者，但他们所走的路径不同，朱、陆阵营虽有“理学”、“心学”之别，但同属于理学阵营，叶适则采取了同理学相对立的态度，是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他公开反对理学家们赖以立足的曾子、子思、孟轲心、性之说，同当时风行于学术思想界和普遍流布于社会的理学相对立。在哲学、史学、政论以及文学方面，都代表了当时的进步倾向，因而受到儒学正统派的非难。朱熹说：“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语类》卷122）对叶、陈之学进行了全盘否定。另外，陈振声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则说叶适：“文刻削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但黄宗羲说：“黄诺言叶正则推郑景望（指永嘉前辈周行己），周恭叔（指永嘉前辈周行己）以达于程氏（指二程），若与吕氏（指吕祖谦）同所自出；自其根抵六经，折衷诸子，凡所论述，无一合于吕氏，其传之久且不废者直文而已，学因无与焉。盖直目水心为文士。以余论之，水心异识超旷，不暇梯级……。以言乎疵则有之，若云其概无所间，则亦堕于浮论矣。”这是批评那些抵毁叶适的言论，是不合实际的浮论。（《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他还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同上卷52《艮斋学案》案语）这一评论是比较公允的。叶适的学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而集其大成的。

永嘉学派，在其前期并不十分重视事功。这个学派是由北宋时期的周行已等人所开创。周行己，许景衡等人的学说是直接从二程继承来的。南渡以后，二程思想在绍兴年间曾一度被禁，后来由郑伯熊（周行己的私淑弟子）兄弟“复而振之”，他们仍然是传播伊、洛之学。只是发展到薛季宣、陈傅良时期，才发展为事功之学。因此，永嘉之学从继承二程统纪开始，转变到与伊、洛之学相对立的事功之学，实际上是从薛季宣、陈傅良开创的。他们提出：学问必须“经世，”一定要“施之实用”。叶适思想则直接来源于薛季宣，陈傅良。《宋元学案》认为叶适是郑景望之门人，但叶适在《祭郑景望龙图文》中说：“某之与公，长幼分殊；登门晚矣，承教则疏。”（同上卷28）他说自己确曾问学于郑门，但时间很短，所学无多。但他确也接受了郑的思想，他说：“郑景望及薛士龙、陈君举擅一世臧否，号为方峻”，“今天下学者，皆出其后也。”（《水心文集》卷21《郑景元墓志铭》）从叶适一生的性格上看，也是“擅一世臧否”的杰出人物。然而，叶适同薛陈二师的关系却是十分密切的，他14岁时，就在瑞安的林家与陈傅良相见，从此便开始了他们的师生生活。第三年，他又去婺州拜访薛季宣，此后不断用书信往来的方式研讨学问，特别是叶、薛二人交往时间最长。叶适在其给陈傅良的墓志铭中说：“余亦陪公游四十，教余勤矣。”（《水心文集》卷16）总之，叶适作为永嘉事功学派集大成者，主要是在薛季宣、陈傅良等人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他在学术上所以有那样突出的成就和贡献，更重要的是由于他自己不懈努力对真理的追求和敢于向权威学说挑战的坚强性格，在对理学和心学的批判中，在提倡事功之学的研究中，不仅表现为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思想借鉴。对于他思想中存在的局限性，我们应当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合理的分析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