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主抗金屡进复仇统一良策

叶适（1150—1223），字正则，温州永嘉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四年（1150年），卒于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23年）。

叶适出身寒微，少时家境比较贫困。他在《母杜氏墓志》中说：“始，叶氏自处州（今浙江丽水县）龙泉（今浙江龙泉县）徙于瑞安（今浙江瑞安县），贫匮三世矣。”（叶适《水心文集》卷25）其母嫁叶家时，又因水灾而“室庐什器皆尽。自是连困厄，无常居”，到处飘流，迁居21次，家计十分困难，但由于其母善于操持，“犹得保为士人之家”。叶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刻苦学习而成长起来的。宋孝宗淳熙五年，28岁的叶适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了进士第二，被授为平江节度推官。刚中进士几个月后，母亲就去世了。因为母守孝，改授浙江提刑司干办公事，就在这时，他已开始了收徒讲学的活动。后来又被参知政事龚孟良推荐，召为大学正，迁博士（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授）。

叶适与陈亮同生于南宋偏安时代，他和陈亮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两人都力主抗金收复失地。在奏疏中，他尖锐地批判了主和派的“乘机待时”之论说：“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而言者以为当乘其机，当待其时。然机自我发，何彼之乘？时自我为，何彼之待？非真难真不可也，正以我自为难，自为不可耳！”指出主和派的所谓“乘机待时”之论，只不过是苟且偷安，阻挠抗战之托词。同时，他还指出了统治集团在决策上举棋不定，在用人上缺乏定策，在法度上因循守旧，“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的积弊。请求孝宗“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据说，当宋孝宗读其奏疏未完，便“蹙额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混。谁克任此，惟与卿言之耳。’”“及再读，帝惨然久之。”（《宋史》卷434《叶适传》）这次轮对虽然对孝宗触动很大，但在实际上并没有接纳他的意见。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38岁的叶适被任命为太常博士。当时发生了兵部侍郎林栗上疏弹劾朱熹的事件，叶适上书替朱熹辩解，他说：“栗劾熹罪，无一实者，特发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利害所系不独熹，盖自者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附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者，辄以道学之名归之。……于是贤士惴保，中村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名，……自此善良受祸，何所不有！”（《宋史》本传）当时弹劾朱熹一案，纯系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倾轧，但为了维护正直的知识分子之发言权，叶适挺身而出，为朱熹作辩护，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明朝人王直在《重刻水心文集序》中说叶适“论林栗一书，有功于斯道甚大。”这是站在道学立场上赞扬叶适，但他又说：“先生正直刚明，严于善恶之辩如此，今去已远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弹劾朱熹，在政治上打击排斥道学人士，在当时并非学术之争，实际上是一场争宠于是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斗争，叶适为朱熹辩护的主要目的在于严辩是非，不全是维护道学，这封奏书，不是为道学辩诬，而只是为朱熹鸣不平。

公元1189年，宋光宗继位，叶适由秘书郎出知蕲州，以后又被召入朝为尚书左选郎官。这时，光宗在悍妒皇后李氏的控制之下，与其父孝宗不和。不久，孝宗病死，光宗竟不能服丧，乃至群臣“号泣攀据以请”，孝宗仍未能前去执丧，弄得神经失常。在这种情况下，“军士籍籍有语，变目不测”（《宋史》本传）。于是叶适提议立嘉王赵扩为皇太子，得到光宗的允许。接着不久，光宗因身体不好，准备退位，宰相国正辞职。知枢密院赵汝愚十分焦虑，但又拿不定主意，叶适帮赵汝愚、韩囗胄等人定计，拥立嘉王赵扩为帝，赵汝愚为相。韩囗胄是皇后的叔父，此人怀有野心，他仗恃拥立新皇帝之功，对秩位不满，与赵汝愚有怨恨。叶适劝赵汝愚让步，汝愚不从。这时叶适预感到骄横跋扈的韩囗胄将对汝愚不利，叹曰：“祸自此始矣！”，乃请求外调，被任为太府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后来，赵汝愚果然受到了韩囗胄的排挤，被免除相职，谪贬到了衡阳。接着叶适也遭弹劾，降了两官，主管冲情观，差知衡阳，但他没有就任。以后，又起用他为湖南转运判官，迁知泉州。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韩囗胄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以巩固其权位，倡议北伐金国，叶适不同意这种缺乏准备而无胜利把握的军事冒险行动，他上疏请求从长计议，他说：“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强者兴。”“今欲改弱而就强，为问罪骤兴之举，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同上）反对无准备、无把握而冒险出兵。他奏请“修实政”，“行实德”，先作好收复中原的准备。他讲的“修实政”，是指加强练兵，使足以制敌，训练好大小之臣，试之使足以立事。所谓“行实德”，就是减轻赋税，节约开支，让老百姓免除过重的负担。他说：“既修实政于上，又行实德于下，此其所以能屡战而不屈，必胜而不败也。”（同上）这些意见，在当时是合乎时宜的。然而，当时执权柄的韩囗胄都听不进去，他调叶适权任工部侍郎，又改权吏部待郎，兼直学士院。叶适辞去兼职。不久，韩囗胄便会照诸将，四路出师、叶适又劝他先加强长江防务，囗胄还是不听，不久，各路军马皆大败，这才委派邱囗为江淮宣抚使，调叶适为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以负责江淮一带的防御。从此，叶适便担负了守卫江防，抗御金人入侵的重任。他总结了孙吴“以江北守江”的经验，请求节制江北诸州，自愿担当起保卫江防的重任。

叶适不仅坚决主张抵抗金国统治势力的南侵，而且还亲自参加了抗金的实际斗争，并为此建立了功绩。对于如何抵抗金军，收复故疆，在叶适的思想中早已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意见和办法，如他在《上孝宗皇帝札子》中说：“今日人臣之所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水心文集》卷1）对这件大事，历光宗、宁宗札他都不断提出，如《上宁宗札子》中说：一陛下当申命大臣，先虑预筹，思振积耻，恢复祖业。”（同上）他从主战派的立场出发，严厉地抨击了各种各样的主和论调和不切实际的空谈，批判了北宋末年以来的主和误国议论及其危害，特别谴责了秦桧，汤思退等人“撤守弃地，开门纳敌”，排斥打击主战派的罪行。在札子中，叶适也批评了那些不切实际和畏缩保守的种种议论。如：“为奇谋密划者”的“乘机待时”论，“忠义决策者”的“亲征迁都”论，“沉深远虑者”的“固本自治”论，“高谈性命者”的“功业可略”论等等错误论调。如前所述，叶适认为，要恢复故业，必先改良内政，最切要的是减轻人民负担，调整内部的阶级关系，防止内部动乱。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叶适既反对无准备的冒进，又不主张依靠宋军以单纯的军事行动去硬拼，他主张依靠人民力量，层层设防，步步推进，去达到驱逐金军，规复故疆的目的。在韩囗胄冒然出伐之前，叶适就对他提出了详细的建议：

请先择濒淮沿汉数十州郡，牢作家计，州以万家为率，国家大捐缗钱二千万，为之立庐舍，具牛种，置器仗。耕织之外，课习战射。计一州有二万人胜兵。三数年间，家计完实，事艺精熟，二十万人声势联合，心力齐同；敌虽百万，不敢轻挠，如其送死，则长弓劲矢，倚堑以待。当是时，……河南可复；既复之后，于已得之地更作一重。气壮志强，实力足恃，虽无大战，敌自消缩。”（《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

韩囗胄急于求功，不听叶适的建议，单纯依靠不堪一击的宋军去与敌人硬拼，结果劳师糜饷，溃败而归，不但白白丢送了很多将士的性命，而且使江浙一带的人民再一次遭受了极大的苦难。

在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节制江北诸州的任期内，初步实践了他的抗金计策，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据《宋史》本传记载，“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骑军旗若将渡者。难民仓皇，争斫舟缆，覆溺者众，建康震动”。叶适为了安定人心，先采用了出奇制胜的策略，招募了民间精壮二百余人，与“民兵”配合，偷袭敌营。在这次战斗中，由于叶适布置得宜，指挥得当，击退了金兵对和州的围攻，接着又指挥所属宋军分路追击，所向皆捷。叶适所指挥的抗金将士，不向老百姓摊派粮饷，不惊扰百姓，对逃难渡江的难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给钱米，其来如归”（《宋史》本传）。击退金兵之后，叶适被提升为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此后，他又以实行屯田，建立堡坞的办法来巩固边防。

经过金兵骚扰的淮北地区，群众惊散，日不自保，没有安全保障。叶适任江谁制置使期间“于墟落数十里内，依山水险要建立保坞40余处，使居民复业自守，春夏之时出去种地，秋冬时节入堡。此外，他又在沿江一带择地形建立了3个大堡：“石跋则屏蔽采石，定山则屏蔽靖安，瓜步则屏蔽东阳、下蜀，西护栗阳，东连仪真，缓急应授，首尾联络，东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同上）连成一气，实行大区域联防。“每堡以二千家为率，敖之习射，无事则戍。以五百人一将，有警则征募新兵及抽摘诸州禁军二千人，并堡内居民，通为四千五百人。”（同上）实行有组织的军民联防。建立堡坞实行屯田和军民联防，在当时的江，淮地区确实很有必要，照叶适的意见，建成堡坞可获四利，其大意是；“敌在北岸，共长江之险，而我有堡坞以为声援，则敌不敢窥江而土气自倍，战舰亦可策勋。和、滁、真、六囧闔等城或有退遁，我有坞堡全力助其袭逐。或过其前，或尾其后，制胜必矣。此所谓用力寡而收功博也。”（同上）三大堡建成之后，流散的百姓逐渐回来，这说明叶适的办法的确很好，并且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可惜的是在叶适的计划尚未得到全部实行的时候，于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韩囗胄获罪被诛，本来是韩囗胄一党的中丞雷孝友，反而弹劾叶适的附合韩囗胄用兵，朝廷以此罪名追削辛弃疾等主战人士官职，叶适也被夺去官职。此次事件，是叶适一生的转折点。从淳熙五年中进士，到开禧三年夺职的29年间，是他学业已成，从事政治活动的时期，从开禧三年到他去世的16年间，是叶适回到故乡永嘉从事讲学和整理著述的时期。因为叶适晚年住在永嘉城外的水心村从事讲学活动，所以人们称他为“水心先生”。《宋元学案》，为他立有《水心学案》记述了他的思想和生平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