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是我国南宋时期的进步思想家，在他的学术思想中，特别重视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他和陈亮一样，都十分重视实际功效、实际利益，反对空谈和玄思。在政治思想方面，他通过对各个时代的历史考察，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有其不同的政治理论和主张，泥古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例如，他认为春秋以前行“井田”，“封建”，秦汉以后行郡县，都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古时天下分为许多国家，土地为国家所有，所以井田可行，井田与封建“相待而行”，封建既废，井田亦不能独行。在宋代，井田早已成了一湮淤绝灭”的陈迹，谁也无法再使井田制重新恢复。所以他说：“治后世之天下，而求无失于古人之意，盖必有说，非区区陈迹所能干也”。（《习学记言》）这就是说治理今日之天下，决不可从已往的事中求得解决办法。

从上述观点出发，叶适认为当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大地主集团的世袭制是不合时宜的，他反对“无功德而世其禄”的现行制度。其次，他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阶级地位悬殊和统治集团的滥用特权作威作福的情况，是不适合于政治原则要求的，他和陈亮一样，不同意过分的中央集权。认为春秋以前，“君臣之间，差不甚远，无隆尊绝卑之异。”又说：“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况于人君，尚安有作福威玉食者！”（同上）因此，他主张给予包括工、商在内的人民以参政的机会。他说：“夫上之所欲未必是，逆而行之不可也；民之所欲未必是，顺而行之不可也。理必有行而行之，……命令之行，所以为民，非为君也。”（同上）在这里表现了叶适具有一定程度的朴素民主思想倾向。

基于这个思想，叶适认为政治的基本原则，应该体现人民的实际生活利益和有利于发展生产，不应该单靠权力和“刑政末作去统治人民，这是坏的政治原则，是暴君惯用的统治方法。他说：“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穑而能君其民，以使协其居者。……后世弃而不讲，……乃以势力威力为君道，以刑政末作为治体，汉之文、宣，唐之太宗虽号贤君，其实去桀、纣尚未几，可不惧哉！”我们知道宋代的政治制度，其专制集权对人民的作威作福更有盛于汉唐。叶适在此抨击桀纣和汉唐之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对当时宋朝实行的“治体”的否弃。针对南宋的政治弊病，叶适认为，为了挽救内忧外患的危机，必须实行改良，为此，他提出了以下几项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主义主张。

第一，通商惠工，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南宋时期，江浙一带的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有些中小地主兼营商业。出现了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商业化了的商业地主阶层，他们没有政治特权，并且还受到传统的“崇本抑末”政策的压制，同当时的官僚大地主有一定的矛盾和斗争。加之北方金国统治者的割据，对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一大障碍。叶适、陈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些兼营商业的中小地主阶层的经济要求，所以提出了这条改良主张。叶适说：“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卷19），他认为，应该一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同上）

为了更好地搞好商品流通，叶适对货币管理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统一货币铸造，实行货币回笼，保证货币兑换，对于货币的流通和稳定币值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办法和建议。

第二，减轻赋役，免除苛杂，实施党民之政，减轻人民的负担。提出这一项改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缓和南宋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叶适严厉地抨击了宋王朝不顾人民死活的聚敛政策和从事聚敛的官员。他总结了历史上的理财经验，指出：“理财与聚敛异，今言理财者，聚敛而已。……自古圣贤无不理财，必也如父共子之财而权天下有与不足。”意思是说，正确的理财原则，应该像一个家庭，老子同儿子共同管理家庭财产一样，以这个原则来权衡天下之有与不足，而不应当不顾人民的死活，去只顾聚敛。

对当时实行的财税制度，叶适提出了“不病民”的主张，他力主量入为出，减轻人民负担。他在《上宁宗札子》中，强烈地批评了北宋以来在财税制度上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如说：“今经总制，月输、青单、折估等钱，虽稍已减省，犹患太重，趁办甚难，而和买、折帛之类，民间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输纳者。贪官暴吏，展转科折。民既穷极，而州县亦不可为矣。以此自保，惧无善后之计，况欲规复，宜有大赉之策。”（《上宁宗札子三》《水心文集》卷1）他要求首先取消那些“害民最甚”的赋税，裁节横费，“减所入之额，定所出之费。”“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同上）上述建议的意思是说，朝廷如果不节省开支，减免赋税，让“小民”得以生活下去，而继续进行横征暴敛，南宋的统治就很难维持，更谈不上什么“规复”大计。

叶适不仅主张废除和减轻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并且提出要把田赋减轻到十一以下。他指出，古代行十一之税，而“后世刍狗百姓，不教不养，贫富忧乐茫所不知，……亦岂得为中正哉”？（同上）

第三，提出“爵不必亲”，“田不必子”的平均主义理想。针对当时大地主集团集中和土地兼并，形成贫贱富贵悬殊的严重两极分化情况，他提出了“爵不必亲，而疏者可界也；田不必子，而贫者可共也。”（《宋元学案》卷45，《水心学案》，《习学记言》）的理想，甚至还认为许行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囗而治”的理想犹胜于“刻薄之政”。流露了“囗多益寡，称物平均”的平均主义倾向。不过，叶适提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严重的土地兼并和集中问题。据《水心学案下》所记黄震述评叶适的“省养兵之费”意见中，主张用“卖官田”的办法缓和当时土地关系的矛盾，认为这种办法行不通。这个论断是合乎实际的。

第四，系统地提出了抗金和恢复故疆的意见和办法。其主要策略见本文第一节。为此，他认为力图“规复”，必先改良内政，其中心问题如上所述，在于“宽民”，用减免人民负担的办法调和内部的阶级关系。

此外，叶适还在改良内政和选用人才方面提出了一些较好的主张。但其内容都是补偏救弊之类的改良办法，虽有革新思想，而并没有跳出古制的框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