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自北宋开创，到南宋前期发展到了最高峰，其标志之一是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其二是陆九渊开创了“心学”。这是中国儒学史上的两件大事，也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两件大事。在推动新儒学走向最高峰的过程中，张栻占有重要的地位。二程开创的“理学”学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使之发扬光大，成为当时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朱熹同张栻在学统上同宗二程，两人可说是志同道合。

公元1163年8月，张栻之父、当时的主战派宰相张浚去世，张栻护其父灵枢到潭州衡阳，于途中的船上同朱熹相遇，相与结识。朱熹闻张浚死，又专程到豫章（南昌）祭悼，并护灵至丰城（今江西中部）。在船上，二人相谈十分投契，朱熹对张栻的评介是“名质甚敏，学问甚正”（《朱文公续集·答罗参议》）。二人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张栻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岳麓书院教事时，朱熹曾专程造访。此后十多年中二人经常以书函往来的方式相互切磋。从学术政见到品评人物无所不论。特别是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从理解到字义、词章，都反复交换意见。朱烹尝说张栻对自己“多有启益”。可惜张栻死得太早，朱熹十分惋惜地说：“使敬夫不死，则其学之所至，言之所及，又岂予之所得而知哉！”（《南轩文集序》）后来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自南轩出，与考亭相讲究，去短集长，其言语过者裁之，归于平正”（《宋元学案》卷15）。《宋史·道学传》说：“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而朱熹不但认为张栻对他“多有启益”，而且还认为“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并且“所见卓然，议论出人表。”这说明朱熹所以能集理学之大成，也与张栻有着密切联系。《宋史·道学传》将朱熹与张栻并列，这是不无道理的。

从学术成就上比较起来，张栻虽不如朱熹那样博大精深，但从对发展儒学的贡献上看，张栻的贡献仍然是卓越的，一代理学宗师，张栻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