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不仅是北宋时期开创新儒学的“五子”之一，他们所创立的“洛学”，还使理学具有了完整的形态，因而又是宋明理学的实际创立者。

二程兄弟自幼熟读圣贤之书。《宋史·道学传》说：“程颢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人于老释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以来，未有臻斯学者。”后来，兄弟二人终于成一代儒学大师，受到各地士人的尊崇，纷纷拜师于其门下。二人不仅竭尽全力为之传道受业，并开创了自己的学派——洛学。程颐年轻时在太学一举成名，20余岁就开始接纳门生，教授儒学。程灏自诩于“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二程集》第638页）文彦博称大程子“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旁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同上第640页）程颖于1072年退休回乡，便同其弟住在一起，二人日以读书劝学为事，当时“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由于兄弟二人长期讲学于洛阳，其所形成的学派才被称为“洛学”，这个学派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具有重大的影响。

关于“洛学”兴起的情况，范祖禹作了如下记载：

先生（程颢）以亲老求为间官，居洛殆十余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先生于经，不务解析为枝词，要其用在己而明于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盖自孟子没而《中庸》之道不传，后世之士不循之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先生以独智自得，去圣人千有余岁，发有关键，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故其貌肃而气和，志定而言励，望之可畏，即之可亲，叩之者无穷，从容以应之，其出愈新，其学者之师也。成就人才，于时为多。（《伊洛渊源录》卷2《门人朋友叙述》）

上面的记载，概括了“洛学”的兴趣及其特点，同时还指出了程颖作为一代儒学宗师的学问、道德风貌和师表范式。

“洛学”在学风上不像两汉以来的儒生那样，只埋头于对儒家经典的训诂考释，而是着眼于根本，追寻其精神实质，着重于对儒学经典之精妙奥义的探索与发掘，抓住关键，“直睹堂奥”，从而达到了“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的目的。在学风上，程颐同程颢一样，认为“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二程集》第577页）他认为，学圣人之道，如果“只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二程集》第671页）他们认为，读书是为了穷理、致用，如果仅仅“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之大患。”（同上第1187页）他们也提倡学以致用，二程说：“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为也。学而无用，学将何也？”（同上第1189页）以为求学治道，在于实用，就象工匠制造用具一样，如果无用，工匠就不造它，学而无用等于白学。然而二程所讲的致用，主要是指把孔孟之道的“义理”及其所体现的封建道德、纲常伦理用之于修身治国。

二程从事学术活动多年，培养了一大批理学人才，特别是跟随程颐求学的弟子很多，其中著名人物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中、吕大均、吕大临、邵伯温、苏囗、尹(火享)、张绎等人。在这些人之中，又以杨时和谢良佐最为出色，此二人对洛学的贡献、对二程学说的承传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洛学”的著作计有二程的《遗书》25卷，《外书》12卷，《文集》12卷，以及《易传》、《经说》、《粹言》等。《文集》的前四卷是程灏的诗文集，后八卷是程颐的诗文集。《经说》中的《系辞》、《书》、《诗》、《春秋》、《论语》为程颐所作。《改正大学》为二程所作。《伊川易传》是程颐对《易经》的注解，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二程的理学思想，是程颐平生用力最多的著作。《粹言》是由杨时精选后编写出来的二程语录。以上各种著作，现已被合编为《二程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