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泰斗程颢·程颐官僚世家两兄弟经历不凡有名声－历代大儒

二程的家世历代居官，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在宋太宗为晋王时，又是赵光义的幕僚之一，以后又做过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死后赠封少卿。曾祖父程希振，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其祖父程囗赠开封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二程的父亲程(王向)又以世家的萌庇，照例做了一个“郊社斋郎”，得到了晋升机会，由此起家，连续做了几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老病致仕（退休）。

程颢，宇伯淳，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死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后人号为明道先生。

程颢自幼聪颖，幼年时期就开始习诵儒家经典，10岁就能写诗作赋。他不但天资聪颖，并能刻苦学习，20余岁即中进士。随后做了几任地方官，在任上，是一位干练的官员。其弟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叙述了其兄作地方官时期的一些重要事迹。

中进士后，调京兆府酃县（今陕西户县）主簿，刚上任时，县令即因其年轻，不了解他的才能，就在这时，县衙受理了一宗比较复杂的案件：有个县民借居其兄长的屋宅，很多年之后，在此住宅中挖出很多埋藏于地下的钱币，这个县民的兄长之子认为是他父亲所藏，两家到县衙争讼。县令觉得难以判案，对程颢说：“此事没有证据说明钱币为谁人所藏，应该如何断案？”程颢说：“此事容易辨明”。他对原告说：“你父亲是在什么时候把钱币埋在宅内的？”原告说：“四十年了”。又问：“被告借住这所房子多少年了？”原告说：“二十年了”。程颢即派人取出十千钱币，进行了仔细考察，然后对原告说：“如今官府铸钱，不到五六年就流行于全国，这些钱币都是未藏前数十年所铸造的，怎么解释？”原告不能答对。案子判清了，县令对程颢十分惊奇。

后来，程灏为江宁府上元县（今南京）主簿，此处回税不均的现象十分严重，同江宁府靠近的好田土，都为有权势的人用高价购买了，可是，这些好田上的赋都很轻，一般小民百姓所有的远郊田，其购价虽低，赋税却很重，程颢帮助县令筹画良策，平均了赋税。由于这一措施对富人有所损害，引起他们的不满，因而企图阻止其实行，程颢没有让步，后来无人敢公开反对了。此后，宋朝中央政俯也曾在全国各地推行均税法，但未收到成效。这件事说明程颖办事果断，能做到令出必行。不久县令去职，由程颢代其职务，当时的上元县，民情十分复杂，诉讼每月不下二百起，以往的官员终日忙于文案，没有认真去做实事，程颢“处官有方”，不到一个月，诉讼案件大大减少。又上元县的稻田连年遭受涝灾，长期未得到治理，程颢发动民工，于当年就修好了破塘，使粮食获得丰收。为地方办了一件大好事。

程颢在地方官任上，积极推行了儒家的政治路线。在泽州晋城（今山西晋城县）为令时，“泽人淳厚，尤眼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长上。”向县民宣示儒家礼教。他按照儒家政治理想管理政事，“度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言。凡孤茕残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途者皆有所养。诸乡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而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为学。先生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余年，服者盖数百人矣。”（《河南程氏文集》卷11《明道先生行状盯如此等等，说明程颢在年轻时期，就是一个忠实地实践儒家学说的人。此外，在晋城任职期间，他还实行了一些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如当时国家有科买制度，每年都给人民造成严重的负担，每当任务一来，“虽至贱物至官取之，则其价翔踊，多者至数十倍”（同上）。这时，百姓必须用昂价买进，再以低价卖给政俯，人民苦不堪忍。程颢为缓和这种情况，“常度所需”，使家预先储备当年上面所需之物，到征收时合理定价卖出。这样富家可取倍息，乡民的负担也比过去减轻一半以上。又如，该县所收人民粮赋，照例要送至边疆，由于道路遥远，运输不便，若在近外买进，则价格昂贵。程颢选择了一些信得过的富民，令其预先购粟于边郡，这样就大大节省了用费，宽纤了民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另外，程灏还在晋城实行了其他一些好的措施，如在县库储钱以补民力，按照家产的多寡合理调整差役制度等。上述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得到好处，所以《行状》说他“在邑三年，百姓爱之如父母”，离任那天，人们对他依依不舍，群情激动，以致“哭声振野”。此处虽有溢美之词，但也多少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至少说明程灏是按照儒家的“仁政”原则实行了一些“惠民”之政，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痛苦。

由于程灏在地方上有一些政绩，神宗即位之初，由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调回朝廷做了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大概吕公著的本意是想让他当个正式的监察御史，没有如愿，仅仅做了个实习御史，并加上一个“权”（代理）字。当时，宋神宗鉴于内外交困，很想有一番作为，有时也召见程灏，想听听他的高见，可是，程灏毕竟是个道学先生，“每进见，必为神宗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礼貌不衰。尝极陈治道，神过曰：“此尧舜之事，朕何敢当？’先生揪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同上）神宗本来对他寄于厚望，听了他的进言之后，以为不切实用，不感兴趣。这样，程灏又请求退出朝廷，外补做官，遂为京西路提典刑狱，做了一个和知县职位相等的司法官。

程灏在政治上同司马光、富粥等大官僚结合在一起，共同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所以在实行变法的神宗时期，没有得到信任与重用。公元1072年，二程之父程(王向)，从四川汉州回京师，旋即致仕（退休），此时的程灏也“厌于职事”，便以其父年老多病、需要照顾为由，要求退居闲职。他回洛阳后，便与其弟程颐一起日以读书劝学为事，神宗去世后，哲宗年幼，由高太皇太后听政。这时，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又被起用，掌握了政权，程灏也同时被召入京，授为中正寺丞，但还未及上路，便病死在家，终年54岁。

程颐，字正叔，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死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后人称他为伊川先生。朱熹在《伊川先生年谱》中，谈他“幼有高识，非礼不动，年十四五，与明道受学于春陵周茂叔先生。”他也是一位早熟的道学先生，在18岁时，就以布衣身分上书仁宗皇宗，劝其“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怀有雄心大志。在此次上书中，他还请求皇帝石对，陈其所学。上书未达于仁宗。也是在18岁时，他在太学读书，撰成一篇名为《颜子所好何学论》，得到当时掌管太学的大儒胡瑗之赏识，立即传他相见，又“处以学职”，年轻的程颐从此一举出名，与他同在太学读书的吕希哲等人竟来拜他为师，“而四方之士，从游者日众”。此后，他的名声和影响就更大了。程颐虽然没有考中进士，但按旧例，程家世代为官，其父程(王向)享有荫庇子弟当官的特权，而程颐却把每次“任恩子”的机会让给了本家族的其他人，自己没出去做官，长期以“处士”的身分潜心于孔孟之道，并且又大量接受学生，从事讲学活动。

公元1059年，程颐受诏，赐进士出身。据今尚保存在河南嵩县程村的碑刻记载：神宗元丰五年（1。82年），太尉文彦博鉴于程颐“著书立言，名重天下，从游之徒，归门甚众”，就在洛阳呜皋镇的一个小村庄拨了一块土地，专门为他建修了一座“伊皋书院”（即伊）11书院），让他在此讲学近20年。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即位，王安石变法失败。由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推荐，程颐被授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县）团练推官，西京（洛阳）国子监教授等职。在司马光等人的推荐书中说：“臣等窃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其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二程集·伊川先生年谱》）说他是一位高标准的儒者，应让他出来做官，如此可以鼓励知识分子，使之以程颐为典范，便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士风。程颐没有接受任命。次年应诏入京，受命为崇政殿说书，其职务是教皇帝读书。当时的哲宗年幼，司马光等人推荐程颐教他读书，共目的是让哲宗不再奉行神宗的改革政策。程颐就职之前，就给皇帝上奏，提出了君子应重视“涵养气质，薰陶德性”，注重道德修养，还要经常接近品行高尚，敢于当面规劝君主之过失的臣僚。此外，他还提出，要让给皇帝讲书的侍讲官坐着讲，以示“等儒重道之心”（《二程集·论经筵事札子》）。上述建议，表现了自孔、孟以来，儒家学者不遗余力宣扬“圣王之道”和以“帝王之师”自任的本色。就职以后，他经常以向皇帝讲书的机会，借题发挥，议论时政。由于他在君主面前，敢于“议论褒贬，无所顾避”，这就一方面使其名声越来越大，吸引了许多读书人纷纷向他拜师问学，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对他的不满，有人指责程颐“经筵陈说，僭横志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闲乱，以偿恩仇”。要求把他“放还田里，以示典刑“（《道命录》）。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他只好上书，自动要求辞职回乡。程颐自1088年起，便基本上脱离了政治生活，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尽管如此，到了1096年，在新、旧两党的斗争中，因新党再度执政，他仍被定为反对新党的“奸党”成员，贬到四川涪州（今四川绵阳市）。交地方官管制起来。后来，这种打击又累及于他的儿子和学生。1102年，恢复新法的宋哲宗还下令追毁了他的全部著作（实际上，由于其著作对巩固封建统治有用，在其门人保护之下，仍被保留下来）。程颐在此境遇下，不久病死于家。死后，洛阳地区凡与他有关系的朋友和门生都不敢去送葬。“故祭文惟张绎、范域、孟厚、尹(火享)四人。”（《二程集》中华书局版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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