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司马光的为人，朱熹有如下评论：

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乎！博学无所不通。（《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

这是对司马光个人品德的一个简要概括。这个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之辞，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比如说前面提到他终生力行于一个“诚”字，这就是事实。他居洛阳时，曾派人去卖他骑过的马，替他卖马的人临走时，他嘱咐说：“此马夏天有病，若有买者，事先告诉他。”（《宋人轶事汇编》卷11）此事后来被人传为美谈。他做官直言敢谏，为人处事“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尝有余裕。”（同上卷12）修《资治通鉴》能据事直书，不为尊者讳，该褒则褒，该贬则贬，尽量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据实直书。在治学态度上刻苦踏实，学而无厌，敢于攀登高峰。在性格上“其直如矢而归之不止”，言行如一，怎样说就怎样做，只要认为是应该做的，坚决做到底。在生活上养成了崇尚节俭的美德；不讲奢华，不贪而好利。这些品德在他一生的行事中都有据可查。

司马光的忧国忧民思想也是很突出的，他所忧的国虽是皇帝的国家，但他所忧的“民”主要还是封建统治下的劳苦大众们，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当然不会懂得劳苦大众的苦难根源，但他反对杀鸡取卵的暴政，反对贪污腐败，对生活于苦难之中的下层劳动者有一定的同情。他死后，黄庭坚有挽联云：“平生两无累，忧国爱元元”，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资治通鉴》就是本着“叙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穷探治乱之迹”的精神编写出来的。

在对待王安石变法上，司马光是反对派。对这个问题也应当实事求是进行具体分析。王安石的变法运动确实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但他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一位大政治家，其所制订和实行的变法目的，同样是出于从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着想，这一点上，同司马光并无区别。两人都具有忧国忧民之心，希望通过改革弊政来做到国富民安。他同王安石在变法问题上的分歧只是在同一目标下的不同方法的争论。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趋向虽殊，大归则同。”（《传家集》卷60，《与王介甫书》）王安石也说他与司马光“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王临川集》卷73）司马光也不是顽固的保守分子，其实他先前也曾提出过许多主张变更旧制，革新弊政的意见，如认为“世变风移”，不能“因循旧贯，更成大弊”（《传家集》卷27，《论皇城司巡察亲事官札子》）。他还批评过英宗“动循旧例，不顾事情”（《传家集》卷36，《上皇帝书》）。不可否认，司马光说过“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话，但他并不主张消极地维持现状，他只是要求对改革持慎重态度，对不合时用的旧制度进行“损益”，要“精心审虑”（同上），不应大刀阔斧，只能逐渐改善。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夫议法度以授有司，此诚执政事也，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略，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司马温公文集》卷10，《与王介市第三书》）

在变法问题的争论中，司马光和王安石都主要是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着想，但王安石着眼于“开源”，司马光着眼于“节流”，两人都没有提出如何推动生产发展的有力主张，而“开源”的方法主要希望通过改革，把“聚敛之权归之公上”，达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目的。“节流”之法主要是要求裁减冗费，限制以皇帝为首的大小官僚大肆挥霍浪费。就这一点说，司马光的主张不无道理。况且，由于王安石执行新法中用人不当，产生了与其本来愿望相反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新法的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就个人感情上说，司马光和王安石早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王安石十分钦慕，在《辞修起居注第四状》中说：“如臣空疏何足称道，比于王安石相去远甚……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则臣闻命之日，受而不辞。”嘉伯年间，二人同修起居注，神宗即位后，两人又同居翰林学士之职，彼此相敬重，相处“特友善”，他们和吕公著、韩维四人，当时被称为“嘉祐四友”（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11）。甚至因政见不合分道扬镳之后，他们在感情上并未完全破裂。司马光一直认为：“介市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传家集》卷63，《与吕晦叔第二简》）王安石变法失败罢相之后，也还称赞司马光为“君子人也”（曾敏行《独醒杂志》卷4，转引顾奎相：《司马光》）。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六日，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病故，噩耗传来，正在重病中的司马光不禁为之感伤，还特写信给执政的吕公著，嘱其“优加厚礼”（《司马温公文集》卷10，《与吕晦叔第二简》），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追赠王安石为太傅。以上事实，说明司马光确是一位光明正直的“君子”。

总之，作为封建时代一位伟大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思想家的司马光，不愧是一代名儒大贤，在其德行、政事、文史等许多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可供学习和借鉴的精神遗产。对于他的局限和不足之处，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