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本来是儒家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哲学、政治概念。在《论语》中，孔子常提到“中”和“中庸”，如“允执其中”（《尧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后来儒家不同学派把“中”的观念向不同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思孟学派，把“中庸”思想发展到极致。孟子主张“中道而立”，子思著《中庸》，述孔子之意说：“君子而时中”。也就是要“执两用中”，“致中和”。在道德实践中，“过”与“不及”都是违背中道的。荀子认为：“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易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又说：一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以服也”（同上）。他把是否实行“中道”，与社会的治乱结合起来，指出所谓“中”，就是合乎礼义。这个“中”也就是“当”，所以他说：“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苛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之赴泽，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荀子·不苟》）到了汉代，董仲舒把“中”看成了万古不变的神秘“天道”的体现，“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后来许多儒学家承袭了这种观点。

柳宗元在评价陆淳的主要贡献时说：“明章大中，发露公器”。陆淳学派讲“中道”，继承了葡子的观点，而柳宗元所主张的“大中之道”，近承陆淳、远继荀子，其中心内容也是以儒家的礼、义为指导思想，以达到改造现实、“辅时及物”的政治目的。

在柳宗元的思想中，“大中之道”就是“当”，也就是“经”与“权”的统一。作到了“经”“权”统一的“当”，也就实现了“大中之道”。他在《断刑论》中指出：

果以为仁必知经，智必知权，是又未尽于经权之道也。何也？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是二者，强名也，日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

这里，他把“经”“权”关系表述得极为明白深刻，从而使这一对范畴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经”是原则，“权”是实现原则的途径，“经”者常也，“权”者变也，死抱教条而不知变革，与离开原则的变革，都是柳宗元所反对的。正因为有方法论作指导，柳宗元在政治实践中主张变革，在学术思想上提倡怀疑，兼收并蓄。

柳宗元又把“大中之道”称为“圣人之道”，把“立大中”与“去大惑”相对。他认为以怪力乱神来治民是“大惑”，必须予以抛弃，而应代之以“中道”。柳宗元否定了“天人感应论”不合圣人之道后，力图按儒学的原始精神重建“人学”。他说：“圣人之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盖于人也。”他认为，“圣人之道”应该“利于人，备于中”，直接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他说：

圣人为数，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以为常行者也。（《时令论》下）

“中道”的具体内容是五常，是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与人伦日用相联系的规范，而不是什么“天道”，不存在“天人交感”。五常之中，“仁义”是根本和核心。因此他说；

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四维论》）

而道、礼、诚、信则是“皆由其所之而异名”，是“仁义”原则的不同表现。这些原则具有永恒性与普遍性，自尧舜直到孔子都是如此。

“中道”具体见诸行事，则应该“凡其（民）所欲，不竭而获；凡其（民）所恶，不祈而息”（《贞符》），应该照顾到百姓的愿望，适当满足他们的要求，也就是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实行宽松的仁政，“克宽克仁，彰信于民”，以取得百姓的信任。特别是作为政俯的官吏，应该以商代的贤相伊尹为榜样，“心乎生民”，时刻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实行“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的爱民之政。做到“自天子至于庶民，成守其经分，而无有失道者”，这就是“和之至”，也就是“道达于天下矣”（《守道论》）。

“以生民为主，以尧舜为的”本是陆淳思想的重要内容，柳宗元对此情加推崇。他对民生的重视，贯穿在《断刑论》、《六逆论》等一系列论著中。在《断刑论》中，柳宗元批评了封建法治的残酷性：“使犯死者自春而穷其辞，欲死不可得，贯三木，加连锁，而致之狱吏。大暑者数月，痒不得搔，痹不得摇，痛不得摩，饥不得时而食，渴不得时而饮，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号之声，闻于里。如是而大和之不伤，天时之不逆，是亦必无而已矣。”他表现出对“死回”的同情，闪耀着人道精神。在《六道论》中，他讲选贤用能，更着眼于“天下理乱之大本”，也是“思利乎人”的。

柳宗元在《伊尹五就禁赞》中说：“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也就是说，圣贤进退出处，应视民心所向，看谁得到人民的支持与信任，以此作为自己辅佐的目标。与此相联系，柳宗元提出“势”这一概念。他在《封建论》中说：“彼封建者，更故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所谓“势”，就是客观历史必然性，它是不以“圣人之意”为转移的。在客观历史必然性中，“生民之意”占据着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