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降，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思想界形成了三教鼎足的格局。特别是到了唐代，佛教的发展势头有凌驾儒学之势，并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早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初，一些人或从中华本位文化角度出发，或从道、佛争先后的角度出发，对佛教进行了批判。柳宗元时代，韩愈是排佛派的中坚人物。柳宗元与韩愈虽是好朋友，在文学见解上有许多共同之点，但二人在对待佛教这个问题上，观点却完全不同。

在《送粪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一文中，柳宗元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他的母亲卢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少年时随父亲到江西洪州，南宗慧能的隔世法嗣，与青原行思并称为“禅宗双璧”的马祖道一正在那里传法，称“洪州禅”，受到江西观察使李兼（柳宗元夫人杨氏的外祖父）礼重。柳宗元父亲的知交权德舆也游于他的门下。柳宗元的岳父杨凭也信佛教。因此，柳宗元自幼生活在佛教气氛很浓的环境中。在长安应举和做官期间，他曾与文畅、灵沏等出入官场的僧侣结交，并很欣赏晋、宋以来谢安石、王羲之、习凿齿、谢灵运、鲍照等人与和尚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等的关系，又称赞在同时代的那些“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屠之事”的亦儒亦佛的人物。以后在流贬过程中，柳宗元又与许多和尚交结。佛教思想对他的浸染很深，与他所受的儒家教育结合，形成了他特有的调和儒释的思想。

柳宗元信佛，着重于佛教义理。他把作为外壳的宗教迷信与内在实质的教理区别对待。他“自幼好佛”而“有得焉”，正是对佛教义理有深切的领会，因此，他不同意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做法，他说：

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訾余与浮图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余，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杨子。杨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则将友恶来、盗跖，而贱季札、由余乎？非所谓去名求实者矣。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斤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屠之言以此。

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佛教的态度。针对韩愈的指责，他认为，佛教义理往往与儒家的基本精神相合，不能因为它是“夷”法而加以摒斥。在这一点上，柳宗元主张兼收并蓄，勇于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取其韫玉”，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心理。至于对佛教徒不讲世俗之伦理，脱离生产劳动等消极方面，柳宗元与韩愈一样不赞成。他在《送元悬师序》中批判“世之为释者，惑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是没有真正参透佛教的教理，赞扬释元悬在对待“孝”的问题上“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他还批评“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已，又陷乎人”。柳宗元对待佛教，是以儒学为价值标准，取其“有益于世”者，援佛以济儒。他认为佛理“与孔子同道”，具体有这样几点：

1．“不爱官，不争能”，合乎儒家的生活态度。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中说：“且几为其道者，不受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遂遂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在他看来，佛教大师的恬退闲安，与当时官场中争肆奔竞、贪恋禄位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传统儒家倡导“安贫乐道”，佛学与之相通。

2．“合所谓生而静者”，即与儒家的性善说相符合。《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物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柳宗元认为儒家的这种“主静”说经过异端的篡乱，异说纷纭，失去了原旨，“孔子无大位，没以余言持世，更杨、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直到佛教学说出现，才恢复了儒家“主静”说的本源，“吾浮图说后出，推离还原，合所谓生而静者。……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耕锄，本其静矣。”在这一点上，柳宗元把儒、佛之道调合在一起，认为佛学的性善论贯彻始终，正与孟子“性”说相通。

3．“本于孝敬，积以众德”，合乎儒家伦理。“孝道”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佛教原本不主孝道，规定不礼国王，不拜父母。但佛教传入中土以后，经过改造，逐渐适应了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要求，也提倡“孝道”，如《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他在《送氵睿上人归淮南觐省序》中说：“金仙氏（按：金仙为佛教之异名）之道，盖本于孝敬，然后积以众德，归于空元。其敷演教戒于中国者，离为异门，曰禅、曰法、曰律，以诱掖迷浊”。柳宗元认为在提倡孝道这点上，佛教“且与儒合”。

4．佛教的戒律与儒学的礼义相通。唐德宗时，怀海禅师居于江西百丈山，创禅院制度，为禅师立下了行为戒律。其中首先讲报恩、尊祖，用儒家的忠、孝观念补充了佛教戒律的内容。柳宗元把儒学的礼义与佛教的戒律等同起来，认为二者同样起着“持世”的作用。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他认为：

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

因此，佛教戒律与儒家礼义在效用上相通。

5．佛理合于中道。“中道”或“大中之道”，是柳宗元“圣人之道”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佛教也讲中道，佛教的许多思想，尤其是天台宗的中观思想中，也体现了“中道”原则，因此，柳宗元极力称道。章士到曾指出：“大中者，为子厚说教之关国语，儒释相通，斯为奥秘。”在《岳州圣定寺无性和尚碑》中柳宗元说：“佛道愈远，异端竟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在《南岳云峰和尚碑》中也说：“师之道，尊严有耀，恭天了之治，维大中以告，后学是效。”“大中”思想本为儒家所固有，而释教能冥契此说，故柳宗元大加赞扬。

6．“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柳宗元一系列文章中，反复强调佛教“不与孔子异道”，“往往与《易》《论语》合”，佛教义理中包含着与“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是不应当简单加以否定的。

柳宗元按照自己对佛、儒二教的领会，“统合儒释，宣涤疑滞”，目的是通过有选择地容纳佛学思想，借助佛学理论来“推离还源，丰佐吾道”，丰富儒学的思想方法，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