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的政治主张大体上根抵儒家学说，但并不系统。他主要针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种种情势，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他赞成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李翱生活的时代，正是唐代中央政俯与藩镇势力进行激烈斗争的时代。唐宪宗即位以后，任用裴度为相，平定了当时最骄悍的割据势力——淮西镇吴元济。李翱对朝廷的这一举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大唐中兴的先兆。但他认为，“定祸乱者，武功也；复制度、兴太平者，文德也。”（《新唐书》卷177《李翱传》）。他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提出“修文德”的六点意见：用忠正、屏佞邪、改税法、绝进献、厚边兵、通雍弊。他认为“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兴。”他劝宪宗说：“如不惑近习容悦之司，选用骨鲠正直之臣，与之修复故事而行之，以兴太平，可不劳而功成也”。如果不以这六条根本为意，那么大唐中兴就难以成功。李翱向宪宗提出自己的担忧：“若一日不以为事，臣恐大功之后易生逸乐，而君臣进言者必曰天下既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为宴乐矣，若如此，则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复矣。制度不复，则太平未可以遽至矣。”他满怀信心地说，如果能将他所提出的这六条完全做到，并保持五年不变，那么五年以后，“臣必知百姓乐康，蕃虏入侍，天垂景星，地涌醴泉，凤凰鸣于山林，麒麟游于苑囿”，这是和气感应的结果。在这里，他援据先儒的天人感应说，为自己的主张张目。李翱比较重要的政治主张有这样几点：

1．用忠正之士，屏奸佞之人。

李翱认为，国家兴亡的关键，在于君王是否能够信任大臣，大臣是否能以忠正辅佐君王。忠正是“百行之宗”。针对有人感慨忠邪难辨，他认为辨忠邪是有办法的，“能尽言忧国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但忠正之土往往被指责为朋党。他指出，“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党类。邪臣嫉而谗之，必且以为相朋党矣。”李翱总结历史上的经验，说忠正之士，都是以道德仁义相往来，“邪人嫉而谗之，且以为朋党，用以惑时主之听，从古以来皆有之矣。”如两汉的萧望之、周堪、刘向是忠正之士，却被邪臣所胜，汉元帝不能辨别忠邪，任用邪臣，造成汉朝中衰。所以，能讲逆耳之言的，往往是忠臣，君王要能加以分辨，“用忠正而不疑，则功德成”。

李翱认为用忠正就必须屏奸佞，二者是统一的，对忠正之士虽加以任用，如果“杂以邪佞”，则太平必不能成。孔子说“远佞人”，李翱解释说：言不可以共为国也。”李翱认为奸佞之人也并不难于分辨：“不知大体，不怀远虑，务于利己，贪富贵，固荣宠”，这类人就是奸佞之徒。而且这类人喜欢用“甘言谄辞”来投合人主之意，“主之所贵，因而贤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好利则献蓄聚敛剥之计；主好声色则开妖艳郑卫之路；主好神仙则通烧炼变化之术；望主之色，希主之意，顺主之言而奉承之”，这类人往往能得到人主的欢心。李翱警告说，君主如果信用奸佞之臣，“大则亡国，小则坏法度而乱生矣”，必须加以警惕。

李翱关于忠正奸佞之辨是有所指的。当时朝廷中党争很激烈，唐代后期的朋党政治正在形成，他也难免卷入其中。他用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辨去分析现实政治中的党争，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2．改革税法，减轻百姓负担。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为了解决当时的财政危机，推行“两税法”，代替过去的租庸调制度。到唐宪宗元和末年，这种“两税法”产生了一系列弊病，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从建中初到元和末四十年来税额未变，但物价变化很大。当时税户交纳十千线的税额，只需要二匹半绢；而元和末同样交纳十千钱的税额，却要八匹绢。这样，实际上税额增加了三倍，造成“农人日围，末业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无满岁之食。”李翱主张改革税制，不再让百姓交钱，而代之以布帛，恢复唐初的租庸调制，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百姓的负担。在《平赋书》中，李翱从儒家民本思想出发，认为“四人（民）之苦者莫甚于农人。麦粟布帛，农人之所生也，岁大丰农人犹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灾，则农人先受其害。”他同情民间疾苦，主张“善为政者莫大于理人，理人者莫大于既富之，又教之。”应先让百姓富足，然后才有可能施行教化。如果百姓不足，就会“视其长上如仇雠”，自古危亡之道，皆由于此。他批评重敛百姓的做法说，“人皆知重敛之为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则愈多也。”他进一步论证说：“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由是土地虽大，有荒而不耕者，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人日益困，财日益匾，是谓弃天之时，遗地之利，竭人之财。”他希望恢复远古时的井田制及什一之法，认为“秦灭古法，隳井田，而夏商周之道废”，因此作《平赋书》，取“可行于当时者”，希望有人推行他这一套主张，目的是要达到百姓富足安康，天下太平的理想境界。这些主张虽然是为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行设计，而且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翱思想中的民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特征，而且直到今天，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