啖、赵、陆的《春秋》学研究，是从汉学向宋学过渡时期的产物。他们本人被当时看作“异儒”，他们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人。不仅柳宗元师事陆淳，大和年间著名学者刘囗《春秋》对策，许多观点与他们的精神一致。陈商、陆龟蒙等都信仰陆氏学说。因此，啖助等人的《春秋》学出现，带动了整个经学的蜕变，是《春秋》学史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这次蜕变，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面向现实的能力。从文化意义上说，啖助等人的《春秋》学研究，是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并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

啖助等人的经学革新，对后代特别是宋代《春秋》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以下几个转变上。

第一，从章句训诂向义理的转变。啖助以前的《春秋》学研究多拘泥于对字句的阐释，较少对义理的探讨。事实上，《春秋》作为儒学“五经”之一，研究者必须对其中隐含的义理作出自己的阐释。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为社会政治提供理论依据。而政治形势又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意识形态中的观念也要不断变化，否则会成为僵死的教条，难以占领人们的精神领域。经学义理化，有助于建立起一个不断适应形势变化的意识形态体系。因为总体来说，谈义理比讲训诂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度，使经学更有实用价值。

第二，从《春秋》三传分立走向三传统一，变专门之学为通学。自汉代以来，《春秋》分为三派，左氏偏重于补充史实，公羊氏则着重对“微言大义”的阐发，谷梁氏介于二者之间，三派互不相容，壁垒森严，互相排斥，互相攻击。即使一传之下，也有若干家，如一个《公羊传》，就有胡毋氏、董氏、严氏、颜氏等不同的派别，使《春秋》学成为聚讼之学，读书人莫知谁是。啖助等人研究《春秋》，不再死守传注，而依自己的理解直接去解释经文，即“舍传求经”。但他们并不完全弃传注于不顾。对于三传，史实取左氏最多，义理则不论左、公、谷，合则留，不合则别出胸臆，另作解释，以期融为一家之学。啖助、赵匡、陆淳这种“会通三传”的《春秋》学出现以后，三传分立的时代就基本结束了。

自啖、赵、陆开创新《春秋》学派之后，继起者大有其人。卢仝著《春秋摘微》，韩愈赠诗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始终”，可知台传注经更为彻底。冯伉有《三传异同》，刘轲有《三传指要》，韦表微有《春秋三传总例》，陈岳有《春秋折衷论》。这类书意在调和三传，对它们进行裁决，目的是“幸是非殆乎息矣”。由此可见，会通三传或舍弃三传，是中唐以来《春秋》经学的总趋势。

宋代学者继承了啖助、赵匡、陆淳的治学传统，在《春秋》经学研究中往往弃传就经或轻传重经，注重以经求经，直寻《春秋》大义。如孙复、孙觉、刘敞、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张洽、程公说、吕大圭、家铉毅等，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人物。皮锡瑞说：“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而不知啖、赵、陆之平允。邵子曰：‘《春秋》三传而外，陆淳、啖助可兼治’。程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朱子曰：‘赵、啖、陆淳皆说得好。’吴澄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啖、赵、陆的《春秋》学方法的影响还波及到五经。北宋初，李之才教邵雍学《易》，就先给他读陆淳等人的著作。

啖、赵、陆的《春秋》学虽然得到部分勇于创新的学者的热烈喝采，但是，他们受到的批评也是很严厉的。如欧阳修等人在《新唐书》啖助等人传赞中评论说：

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拙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日‘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困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团，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辨，垢前人，合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

这番严厉的批评，从某些方面击中了啖助、赵匡、陆淳等人《春秋》学的要害。他们虽然克眼了过去经学中繁琐、拘泥的弊病，却往往又走入另一个极端，造成解经时的主观随意性。这种主观随意性在今存陆氏三书中多有反映。因此，对他们的经学研究的评价，应该一分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