啖、赵、陆新《春秋》学的出现，与中唐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两汉以来，儒家经学一直以章句与注疏作为主要形式。儒家义理被淹没在训诂义疏的海洋之中，学者把明章句、通训诂作为“穷经”的目的，把毕生的精力耗费在里面，使儒学失去了原来切近社会、重视实践的活力，而且学者成了书虫，不再考虑、关心社会，关心生民。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经学成为少数门阀士族的传家之学，世代相传，儒家文化丧失了它的大众性一面。部分学者死守章句，不知变通。因此，经学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到隋末唐初，这种章句之学已开始受到批判。隋末大儒王通著《中说》，以阐明儒家之道为己任，而对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作出自己的理解，提出“通变之谓道”，“道能利生民”，主张通变，重视生民，使儒学能切合现实，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到了中唐，逐渐形成一股怀疑思潮。面对唐王朝建立后逐渐发展的社会矛盾，部分学者对旧的章句之学的传统观念和方法表示怀疑，提倡富于批判精神的一家独断之学。刘知几《史通》就是这一学派的代表，这股怀疑思潮，是唐代中后期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正是这一思想的继续。他们的经学研究具有“通经致用”的时代特点。赵匡在《举选议》中批评那些远离实用的章句之徒说：

疏以释经，盖整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民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

他看不起那些“口问义、诵疏文”的读书人，认为这是白费精神去学习那些无助于自己，无益于社会的业务。陆淳曾对吕温说：

良时未来，吾老子少，异日河图出，凤鸟至，天子咸临泰阶，请问理本，其能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发吾君聪明，跻盛唐于雍照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

在陆淳看来，国家政治的根本在于“生人为重，社稷次之”。这样，陆淳等人在章句训诂盛行于世的时代，独具慧眼，重申儒家文化的用世精神，他们的主张代表了对两汉以来经学的反动以及向儒学原旨复归的历史潮流。柳宗元曾概括陆淳著作的中心思想是“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啖助也说：“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他们继承了儒家的“仁政”理想，并将其贯穿在《春秋》学研究之中。如在《春秋微旨》卷上解释鲁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一条经文，陆淳不采三传旧说，认为“天生民而树之君，所以司牧之”，因此，非贤非德之人不应居于统治地位。如果“捐躯以守位，残民以守国”，这是三代而下“家天下”的恶果，不是儒家提倡的理想制度。他实际上是利用儒家理想之“道”，对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又如在《春秋集传纂例》卷6《军旅例第十九》中，陆淳记啖助之语说；

观民以定赋，量赋以制用，于是经之以文，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经纶，武足以御寇。故静而自保，则为礼乐之邦，动而救乱，则为仁义之师。……今政弛民团，而增虚名以奉私欲，危亡之道也。同书同卷《赋税例第二十一》陆淳记赵匡说：

赋税者国之所以治乱也，故志之。民，国之本也，取之甚则流亡，国必危矣，故君子慎之。这类理解，是对儒家原始精神中“民本主义”思想的发挥。

啖、赵、陆等人解《春秋》不仅比较注意发挥“仁政”“民本”思想，还对春秋霸业进行否定。事实上，孔子、孟子对齐桓、晋文等霸主“尊王攘夷”之功还是有所肯定的。但啖助等人为什么要对春秋霸主进行抨击呢？原来自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形成藩镇割据局面，对中央闹独立。唐德宗建中年间，以朱滔为首的河朔四镇自比春秋诸侯，模仿春秋盟会形式叛唐称王。啖助等人否定霸业，正是针对困扰唐代政治的藩镇割据。在《春秋集传纂例》卷4《盟会例第十六》中，赵匡抨击诸侯盟会：

若王政举则诸侯莫敢相害，盟何为焉！贤君立则信著而义达，盟可息焉。观春秋之盟，有以见王政不行，而天下无贤候也。

他们强调“王纲”“贤君”的重要性，对盟会全盘加以否定，实际上否定了霸业的合理性，也就否定了当前的藩镇割据的合理性。

唐代建立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积累了许多矛盾。到了中唐，朝廷中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势力，“永贞革新”就是这股变革势力的一次大亮相。“变革”思想在意识形态中有所反映。啖、赵、陆的《春秋》学主张中，就充满了通权达变的思想。他们反对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主张“反经合道”、“变而得中”，肯定变革是事物发展的常规，从而得出在政治上应积极变法的结论。在《春秋集传纂例》卷6《改革例第二十三》中，赵匡说：

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之而有弊，况淫君邪臣从而坏之哉！故革而上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乱，察其所革，而兴亡兆矣！

政治生活中不断出现各种弊端，必须通过变革来加以革除，使天下重归于治。变革与否，是治乱所系的重大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兴亡的迹象。如果说柳宗元等人站在政治改革的前沿，那么啖助等人则走在学术变革的前沿，他们的变革思想，为改革派作了理论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