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创始的儒家,总是显示中庸之道。这种中庸,并非静态的不偏不倚,而是充满动态而均衡的力量。就个人的生命而言,真诚与否是个关键。只要真诚,就会由内心产生自我要求的力量,敦促自己主动去行善避恶。这种观点可以用”人性向善”一词来概括。“向”代表力量,“善”则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

于是,站在“人性向善”的基础上,人生之道自然就是“择善固执”,而人生理想除了“止于至善”还能有其他选择吗?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努力实践,无异于逐渐完成自己的人性,由此孕生的心得正是“悦乐精神”。一个人只要走在这样的正途上,不论他的遭遇是穷达顺逆,都不影响他内心的喜悦与快乐。孔子描写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肯定颜渊的杰出之处在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到了孟子,依然不忘这种人人皆可获得的快乐,并且具体归结其契机在于真诚。他说: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个人若想快乐,则对万物一无所求,只须反省自己,觉察自己做到完全真诚,这才是人生之至乐呢。孔子说: “君子坦荡荡。”成为君子,是人人皆有同样的可能性的,全看自己是否立志而已。

不过,如果把“善”界定为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就不能避免一种情况,亦即儒家总是怀着忧患意识。即使像尧与舜这样的圣王,在面对“修己以安百姓”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的理想时,仍然会觉得自己力有未逮,亦即“尧舜其犹病诸”。孔子心目中的仁者,须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其奋斗目标,而这项目标所带来的永恒而无限的压力,正是忧患意识的来源。

孟子说得更为直接: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这正是人类的状况: 若无教育,或者未受适当教育,则百姓的表现是与动物相近的。这种观点显然与“人性本善”毫不相容。君子所担心的即在于此。天下若要安定,须由先知先觉之士发挥其责任心,用以启迪后知后觉之人,再由此形成优良的社会风气,大家一起走向人生的光明坦途与幸福之道。

孟子在揭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段大道理时,结论是“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在忧患中可以生存下去,在安乐中却难免于灭亡。所忧患的是双方面: 自己是否择善固执,日进于德?自己是否“与人为善”,是否偕同相关的人（包括依自己职责而有互动关系的百姓）一起走向善途?

《中庸》认为“天地虽大,人犹有所憾”。《易传》指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儒家观念。其背后对人性的见解,并非宋儒（以朱熹为代表）以来所谓的“人性本善”,而是我们今日重新诠释的“人性向善”。由于人性只是向善,所以人生必须择善固执。由于善是指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此一关系要求我自己在力求完美时也要协助别人如此。“别人”一词包括由近及远的天下所有的人在内。如此一来,儒家的忧患意识就成为人生谨言慎行、修德讲学、立人达人、兼善天下的动力来源了。

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在表面上似乎有些矛盾,其实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有悦乐而无忧患,则人生若非局限于狭隘的利己,就是浮游于表面的享乐；有忧患而无悦乐,则人生又将怀忧丧志,患得患失,徒劳无功而苦不堪言。儒家能够兼取二者,使人在悦乐之时心存忧患意识,在忧患之中又能保持悦乐精神。如此方可“知其不可而为之”,继续以充分的信心与昂扬的斗志向着人生的理想前进。我们学习孔子思想,能够把握上述原则,在面对现代人生的考验时,自然比较容易体会君子之道,“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然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