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孔子降生伊始就以创立和推行“仁学”为己任。尽管人们对孔子的“仁”见仁见智,存有意见分歧,但“忠”、“恕”二字却是把握其含义的关键。孔子认为“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下引该书只注篇名),“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仁”字的原初意义是表示人的宗法互助关系,而孔子用“忠”、“恕”去诠释它,这就意味着“仁学”反映的是“己”与“人”的“主体--主体”的结构。它的基本内涵即以人际交往实践为中介,将自我的反省(忠)转化为对他我、他人的认同(恕),以实现主体间的沟通和理解,重构交往主体之间的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关系。孟子没有像孔子那样直呼“忠恕”二字,但他却由重视个体内在价值的自觉,指向了对他我、群体的认同,突出了主体间相互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性。他敏锐地感悟到: “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下引《孟子》只注篇名)的“善”性。他所说的“善”性,也就是内在于人的精神生命之中所固有的“仁、义、礼、智”的“四端”。但是,孟子并没有把个体的内在价值作静止化判断,而是认为要把个体的先天的善性发挥出来,必须来一番“集义”、“寡欲”等自反自省的涵养、克己工夫。这样,孟子便由突显主体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重要性,而与孔子的“忠”取得了一致。然而,孟子强调自我反省、完善的目的,并非要主体成为“独善其身”的“隐者”,而是要主体成为“兼善天下”的“达者”。即所谓: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尽心下》)。这样,他便与孔子的“恕”取得了一致,从而同孔子一样也把“忠恕”指向了“主体间性”或“主体际性”。

应当承认,荀子主性恶、强调礼义法度等外在规范的作用,其与注重内倾性思维的孔孟儒学不完全吻合。但是,他在重视个体的省察、涵养、完善,以及把个体价值指向对群体的认同方面,却依然是沿着“已”与“人”关系的思维定势而运作的。他所说的君子“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舜”(《荀子·修身》,下引该书只注篇名)、“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不苟》)等,就把主体的完善视作德性培养的过程。而他所说的: “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王制》)、“人之生”,“离层不相待则穷”(《富国》),则意味着主体的德性培养应归属于对他人、群体的信任之中,应外化为维护群体生存的创造力量。因此,荀子的“群”与那种离群索居(“离居不相待”)的隐者生活方式相对立,它是主体间相互理解与沟通的结果,是在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他强调“群”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个体与群体的沟通、认同,化解个我与他我、个体与群体的紧张与冲突,从而在交往问题上表现了与孔、孟相同的致思趋向。

正是由于孔、孟、荀的交往观是围绕着“己”与“人”的“主体--主体”结构而展开的,所以它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泛。因为人世间的关系不管多么繁纷复杂,它都可以概括为“己”与“人”的关系。故而原始儒家的交往观既关注师生、朋友间的交往,又重视君臣上下的交往: 既强调宗族内部的交往,又提倡国与国的交往；既主张日常生活交往,又倡导政治、经济等非日常生活交往。然而,倘若从交往的原则来说,它主要包括与人为善的友好交往、诚与信为导向的诚实交往及“和而不同”的“适中”交往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