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学者张灏所言,内圣和外王是两个互相依存的理念。儒家传统不能在政治思想上完成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改造,不应只归咎于儒家的外王思想。政治、社会思想的局限和内圣思想的偏颇有极大关系。“内在超越”的心态即是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悠久,文化繁荣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我国社会面貌停滞不前,科学、民主难以产生,政治秩序陷入一治一乱的循环之中的某种内在原因与表现之一。

中国“内在超越”的传统不仅存在于儒家,在道家,甚至佛教的部分传统中,都有具体的体现。“内在超越”作为中华文化中各个主流的一种共同特质,代表了与基督教“外在超越”相抵触的文化。两种超越性的比较研究,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世界化,对于基督教的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现代新儒家提出“内在超越”说,是为了发掘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为现代中国人寻找安身立命之道。“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是互相排斥,而不能同真的,言超越而内在,就是反对超越而外在,认为存在的根据者虽然是超越的,但却并非离人而外在。“外在超越”如果断然取消了超越的内在性,那么又用什么来鉴别超越性的是非呢?单纯的外在超越是否有陷入盲信、迷信之虞呢?余英时对中国“内在超越”的观念在现代社会极具信心。他认为,“外在超越”是以宗教作为道德的保证,而随着“上帝死亡”观念的出现,上帝观念一旦被动摇,将有“价值源头被切断的危机。”而中国是以道德引申出宗教,从内心的良知显现这一事实出发推出超越性的“天”。这种价值之源内在的思想形态在现代社会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陈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