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在访谈录《超越而内在--儒家精神方向的特色》中指出,儒家“内在超越”的思维特征不仅在个人心性修养、日常家庭伦理上体现出来,而且在政治、社会、文化诸多“外王”领域也具有“内在超越”的特征。

儒家一直希望能够在现实既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发挥转化的功能。从这个角度说,它可能比较现实,它超越的理想性、终极关切,和其他宗教相比可能比较薄弱。更确切地说,它不是超越而外在,而是超越而内在。它不是打破既有制度完全从不同的角度再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就像基督教那样,天国所代表的价值和世俗的价值截然不同,或是像佛教那样,把最原始的、人与人相遇而组成的社会结构打破,再以庙宇为中心,重新构造一个理想世界。儒家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它最高的道德理想是在人的基本情感和生物本能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对于社会元初的联系,比如家庭联系,采取了积极承认的态度,不仅不把它当做妨碍个人人格完成的禁锢,而且认为它是促使人格完成的真正现实基础,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理解、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文化中,人与天的关系是相通的,人与神的世界并无分别,天地本来交通,天人交感。中国文化以农耕文化为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融洽,人自视为宇宙秩序的一份子,对天地抱有敬畏之情。“天人感应”不是神道对人的奖惩,而是相应共通,是天人两个世界的拉近。在时间上体现为重“延续”的历史观,希望“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内在超越”的思想模式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缺乏进步的历史观,在空间上是天人合一,在时间上是厚古薄今与世代绵延,中华文化就在亘古不变的漫漫江河中传承。

“内在超越”的心态,使得儒家的一切社会理想都必须以默认现存社会制度为前提。传统儒者的毕生精力,大多并不在于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只是对于现世治道的信仰、维护。林毓生指出“历代直言极谏之士,实际上反映的是他们的忠君之念。他们看来信道甚笃,勇毅的举措（他们甚至相信他们是代表‘师’与‘道’的尊严）；实际上,是重新肯定了天子制度--肯定到不顾身家性命地要维护它的地步！他们信的‘道’,实际上是在支持‘政教合一’的天子制度,希望使之更能落实而已。”儒者们把对于天德超越信仰移植到社会政治领域,深信古代的天子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从而,任何社会问题的发生都只是天子制度没有更加深入贯彻与落实导致的。这一思维模式导致传统社会无法在内部完成有效的社会变革。

“内在超越”的心态,使社会变为一个以伦理为纽带的有机网络,使中国成为空间上不断吸纳周边区域,时间上悠久绵长的“天下”。 金耀基指出,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耕为主,“坦荡平易”,和谐共处的民族性格适应农业生产方式,儒家以德为本,以世界帝国为其理想,“文化的征服是儒教之生命”。面对人与自身的问题,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面对个人与社群、社群与社群之间的关系,中国人从来不是消极萎缩,也不是好战争斗,而是当面与对方,与问题对接,接纳之,了解之,熟悉之,解决之,最后吸纳对方有利的因素。“内在超越”的心态使中国人肯定家族制度。因此“孝”文化根深蒂固,“孝”在政治上的影响成为“以孝治天下”。价值之源内在于人心,然后推己及人,向外投射,人伦秩序由远近关系向外推而建立。人际关系不是断裂的,而是一种有坚强的情感中心,有广大外延的网络。社会中“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并非固定的阶级,两者可以互相转变,转变过程也是渐进的。在外交方面,中国人有天下一家的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仿照伦理秩序,国与国之间也被纳入有机网络之中。(陈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