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十分注重以“修己”的方法来实现理想人格。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孔子认为,修身是一个人毕生坚持不懈的事情。《中庸》云: “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是“天下国家九经之首”(《中庸》)。只有“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一整套“尽心”、“求放心”的修己思想。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修己方法。儒家“修己”思想在汉代、宋明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强调自我修养和道德自律的重要性。儒家通过内心修养和道德践履等方面来实现理想人格,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博学”。《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子说: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在这里,孔子认为,只有学好礼节,才能立身做人。否则,仁、智、勇、直、刚等品格就达不到理想人格的要求。孔子强调人要上进,就必须博学,做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子还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使之四方,不辱君命”。假如一个人“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论语·子路》),就不能为官。孟子提出了“先富后教”的思想。他认为民众富裕之后,还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离娄上》)。教化人民,目的是使民众从内心“明人伦”,只要“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政局自当安定,人心自当安宁,社会自当和谐,百姓自当乐业。

二是“正己”。《大学》云: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孔子主张为政者要“正己正人”,以身作则,为民众作出表率。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他还认为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孟子甚至说,“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孟子·尽心下》)自己无好的德行,虽在家庭妻子儿女之间,也是行不通的。

三是“重节”。儒家重视人的气节,强调人应该有“苦其心志”、“威武不屈”、“独善其身”的奋斗精神和豪迈气节。儒家认为,做人要有独立的人格意志,要讲志气,要有气节。孔子曰: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认为人要有大丈夫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修身应在顺境中不腐败,逆境中不动摇,穷乏时要修好自己的善性,显达时要把这种善性扩展到天下,坚持大丈夫的气节,动心忍性,不畏贫贱,不屈威武,不可夺志。

四是“重行”。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荀子说: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学与行相比较,行更为重要。儒家文化中所说的“行”,主要是从道德修养方面来讲,是一种道德践履活动。他认为人应该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不尚空谈。看一个人,也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由于“行”是一种道德践履活动,所以重“行”也就自然而然成了修身的重要内容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