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性善论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伦理教化的基本论调。孔子引而不发,言“性相近,习相远”,引导我们“就近取譬”,自觉做一个忠恕一贯、克己复礼的君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善养“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彰显良知良能的“四端扩充”；宣告“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就剖明了儒家教化的最后根据。《大学》讲“止于至善”,《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董仲舒的“禾米说”、李翱的“复性说”、宋儒“存天理”、“希圣希贤说”、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等教化思想,都是对这一论调的彰显。时至明清,儒家文化的主流仍是性善论,即便是乾嘉朴学,绝大多数学者也明确持守了性善论立场。荀子等儒者的“性恶说”、“性三品说”、 “气质之性说”等思想只是强调了师道教化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并未成为儒家伦理教化的基调。

道教教义中“人可造命”、“积善成仙”、“慧命双修”等基本教化思想,就是在性善论基础上的发挥。佛教讲“一阐提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暗合了儒家性善论教化传统,天台宗“三乘归一”和华严宗“称性起修”进而贯彻落实之,佛教的“性无说”和 “性具说”依性德、修德立论,并不违背性善论。六祖惠能以迷悟判心佛众生,确立起“无住生心”的自性自度信念,彻底完成了佛性说和性善论的对接。宋明以来禅净合流趋势在自力前提下彰显了他力信仰,从而使立足性善论的佛教修行有了切实的理论基础,而性善论和因果报应说也成为明清以来三者教化的共享性伦理资源。基督教文化立足人的原罪说和上帝的他力救赎说,相对于中国的性善论教化传统而言,无疑属于异质的文化信仰系统,这就需要积极借鉴佛教中国化的经验,调动相应的思想资源,凸显人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与中国文化中性善论这一信仰基础相协调。

以史为鉴,儒家思想和中国宗教教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唇齿相依的关系。中国各大宗教间有儒家思想这一共同的文化基础,就能形成社会教化的有效合力,以共同应对世俗化挑战,振奋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