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巴门尼德创立形而上学以来,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作为一门学问,形而上学是指关于“存在”的学问,是对于“存在之存在”的研究。因此,它所关注的是诸如前提、第一原因以及真实存在等问题。历史地看,形而上学这门学问不仅成为哲学的主体内容,而且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形而上学的存在,才使得哲学这门学科得以成立,也才使得人类文明有了价值基础。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传统形而上学的发展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不仅在形而上学外部,而且即使在其内部,质疑与批判的声音不断出现。因此,在内外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而上学似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在这种背景下,有学者提出“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呼声,以此宣告几千年之形而上学历程的“终结”。自此,人类哲学似乎进入了一个“非形而上学”的时代。

面对这样一种困境,此时的问题是,形而上学是否真的已经走到了尽头?要解答这一问题,需要先厘清这样一个问题: 形而上学的传统理路陷入了困境,是否整个形而上学都将被“终结”?或者说,除了形而上学的传统理路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形而上学理路呢?笔者认为,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历史地看,形而上学是以“本体论”为核心的,它意在寻求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根据。也就是说,基于对世界生成演化图景等“事实”的勾画进而对本体进行探讨是其基本理路。若依着“事实”与“价值”二分的语境思考的话,这种理路可谓是一种“事实本体论”；进而,以“事实本体论”为核心而展开的形而上学可谓“知解的形上学”。如果继续依着休谟的思想思考的话,这样的问题是合理的: 既然存在“事实本体论”和“知解的形上学”,还应该存在一种“价值本体论”和以“价值本体论”为核心而展开的形而上学。那么,什么是“价值本体论”呢?它是指基于“价值”而对本体进行探讨的本体论。当然,“价值本体论”中的“价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而是就人的存在意义和终极安顿而言的价值。进而,以“价值本体论”为核心而展开的形上学因以人的实践为特征,故可称为“实践的形上学”。

显然,基于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之二分而构思出的两种本体论及其形上学可以成为思考“后形而上学时代”问题的理论路径。即,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以“事实本体论”为核心的“知解的形上学”出现了困境,要化解这种困境,以“价值本体论”为核心的“实践的形上学”当可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这种情形就如同走路时进入了死胡同,聪明的办法不是在胡同里等死,而是另寻新路,因为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这样看来,虽然传统的形而上学走入了“死胡同”,但对于“价值本体”的探寻和建构却是一个新途径,这一途径或可帮助传统形而上学走出困境。事实上,这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路径,而是已然存在的一种哲学形态--道德的形上学。

注：之所以会遇到空前困境，在于传统哲学的“存在”定义的本身就只是相对而言的存在，局限在人类所能感知的世界，以人类当时所能认知所能理解的逻辑推理去相对合理的论证形而上的存在。随着时代科技的发展，诸多领域都有新的发现，例如对物质存在给予崭新的诠释，很多因素都足以动摇旧哲学体系中的某些观点。若说“实践的形上学”，难道传统哲学就没有“实践”的成分？西方哲学第一因往往最后归结于形而上的神，东方哲学形而上也非局限在人道，这些又如何究竟实践？西方哲学往往执着第一因，讨论第一因必然离不开时间，而时间又是相对法，在相对法中如何找决定第一？相对法中永远没有世界本源最初的开始。西方哲学家迷信神学，硬将“神”定为第一因。以这样心态，如何公正的去实践哲学？佛教不承认第一因，认为时间本身就是“心不相应行法”，而物质存在也并非哲学家所认定的那样真实。人除大脑思维“意识”（第六识）这个层面之外，还有第七第八识仍有见闻觉知。当人境界提升时，会有超越时间超越物质的“体验”，这种境界可以是西方的神，可以是儒家的圣人，可以是道教的仙，当代哲学的实践是否也包括这类特殊性的论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