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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体系:礼坏乐崩时代的救赎
类别:儒学初探 作者:

孔子认为他所处的,是礼坏乐崩的时代,先代圣王留下来的礼,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了。因为礼规定了各人的名分,所以要维持礼在社会中的运作,当务之急,就必须“正名”,随时把那些错误的,不合礼义的行为、名分纠正过来,社会就能顺着健康的轨道发展。所以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

“正名”也就是正礼,也就是规范人们的行为,规定人们的职责,维持社会的良性循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时候,只要循名责实,就可以事半功倍。《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正名的这种功能,连子路都很难理解,可见当时礼坏乐崩的情况。礼可能只剩下了某些残留的形式,礼的功能,几乎已经被忘记了。

孔子的理想是大同,是完美的和谐社会,但是现实的人是千差万别的,有着各种不同的喜怒哀乐,有着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有着各种不同的主张。人与人之间,不同是绝对的,同是相对的。所以,以礼来调和各种矛盾,必须掌握中庸的原则,“过犹不及”(《先进》)。中庸是处理任何事物需要把握的最佳尺度,也是达到和谐的方法。

孔子说,中庸的思想,来源于上古的圣王。《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尧曰》)《中庸》云:“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与中庸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权,执中的同时,也要知道用权。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尽心上》)“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离娄上》)权与原则相对,对于人的要求非常高,难以做到,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一个人具有绝对的公正之心,才能用权,否则就会被利用来假公济私,贪赃枉法。权的基础是人的道德,原则的基础是法制。儒家很讲究权,法家则主张“释人而任势”,排除人治的干扰。今天西方的制度与法家的出发点接近。

所有个人的优秀品质,和社会的美好制度,都有待于君子之学。人必须学习,才能对外物的干扰不动于心,才能保持自己的善良的天性。学,也就是修养自身,是君子治国平天下的必备前提。否则,不但不能为政,而且会逐渐丧失那些善良的天性,走向反面:“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这种学,是正心诚意的“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这样,就把修身和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了,联系的关键,就是学,在于“格物致知”。

这就牵涉到知。学习就是掌握知识,使自己具备智慧,不再迷惑,进而引导人民。古人认为,最高等的人是生而知之的。《史记》说黄帝:“生而神灵。”又说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他按“知”把人分为几等,并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由于“民斯为下矣”,而“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所以,他认为普通的下层人民是“无知”的,也是不可能让他们都“知之”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古代之民,取义于盲然无知。古人认为民是无知的,如同瞎子,需要上层的君子去教化和引导。《尚书·多士》序郑注:“民,无知之称。”《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民之号,取之冥也。”贾子《新书·大政下》:“夫民之为言萌也,萌之为言盲也。”西周金文中民字作□,象以针刺瞎人目之形。不可使民知,也是先秦儒家的一个基本理念。《史记·滑稽列传》西门豹曰:“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也是这一思想的反映。

这样,社会就分化为两大部分,君子与小人。行政,就是君子(统治者,有道德有智慧的人)引导小人(老百姓,无道德无知者)。孔子的政治哲学是:君子引导小人,通过以身作则来教化他们,不能用强制的办法。上行下效,在上位的人必须身体力行,做出表率,不用说什么,老百姓自然就会跟从。《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所以,在孔子看来,“为政”是很容易的事情,做好了表率作用,就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了。孔子对他的弟子,从来不轻易评价为“仁”,他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也不轻许为“好学”,例如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惟独对于从政,他说很多弟子都可以,例如季康子问子路、子贡、冉有“可使从政也与?”孔子说:“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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