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蘧伯玉年长孔子近30岁，当孔子青年出仕为官时，蘧伯玉早已是卫国的贤大夫了，而且世人皆知，名满天下。卫国孙林父、宁殖赶卫献公下台，请蘧伯玉参加，蘧伯玉严词拒绝，且从近关出走，被历代称颂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的舒卷有道精神已誉满列国，而此时的孔丘还只是一个五六岁的顽童。

（二）蘧伯玉与孔子二人治国方略相同，都主张施仁爱于民，以德治国。二人的不同点则在于蘧伯玉的治国方略，得以用于实践，得以实际运作，其在国人和列国诸侯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而孔子在春秋末期，其政治抱负始终未能实现，不论开始时任鲁国管仓廪一类小官，也不论到后来任大司寇，他的远大抱负也未能得以用于实践，不得不自动辞职而周游列国。正是在与蘧伯玉交往后，他的理论才从蘧伯玉的实践中得以进一步总结、升华。

（三）在春秋末期，孔子远没有蘧伯玉的影响深远。蘧伯玉从任职大夫直到执掌相位，不仅在卫国，就是在整个春秋后期列国的政治舞台上，其影响都是直接的、重大的。正因为他的执政有方，吴季札才发出了“卫多君子，国无患矣”的感叹。正因为他以德治国，将卫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才使逐渐强大的赵简子不敢随便动兵侵犯。而孔子在鲁国，除了遵守周礼而享“周礼尽在鲁”的美誉外，政治上始终影响不大。

（四）孔子周游列国14年，其中10年在卫国，而住在蘧伯玉家就达9年。以孔子一贯主张志不同则不相交的交友逻辑，说明蘧孔二人心意相投，而蘧伯玉的政治主张与实践又深得孔子的倾慕与赞许。可以这样说，孔子住在蘧伯玉家9年，是他们互相切磋的9年。更准确地说是孔子向蘧伯玉学习的9年，也是孔子从知天命到耳顺之年，奠定儒家思想及学派的9年。特别是孔子从陈国回来后再次住在蘧府的后5年，蘧伯玉闲居在家，而孔子授徒著书，思想活跃，其间直接请蘧伯玉指教，更是在情理之中。

（五）就蘧伯玉与孔子二人的成就论也有高低。蘧伯玉以其高尚人格、君子风度，在当时享誉诸侯。可惜其思想和言论没有形成文字、著作未流传下来。如果这些都有的话，其结果又该如何。而孔子在自己的祖国并不得志，不被重用，他的主张在诸子百家形成的前夜，也只是一家之言，并没有被人重视，甚至在秦代出现了焚书坑儒的悲剧，只有到汉代以后才逐渐形成唯儒独尊的局面，这还要感谢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如果没有这些弟子，不知将是何结果。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孔子确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以及儒家学派的奠基人，对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无人出其右。但是，孔子并没有掩盖蘧伯玉的光辉。正如台湾出版的《中原文献》所说，春秋时期，“蘧伯玉见重于孔子”。他们二人应是双星并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