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自古重视人格道德的培养，人格道德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为圣人，成为贤人。中国人崇奉圣贤，但并不认为圣贤是高不可及的，而是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人人都可能够成为圣贤。

“圣”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尚书·洪范》中就有“聪作谋，睿作圣”的记载，据《传》解释说“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在《尚书》中尚无圣人一词，“圣”也没有圣人的概念，而《春秋》中连“圣”字也没有。

《论语》中出现了“圣人”一词，“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从《论语》看，孔子是承认并推崇圣人的，但圣人只是他心目中道德高尚的美满形象，并不是具体的个人。弟子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认为“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圣是最高尚的品德，只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才能称作圣德，就连他最推崇的尧舜都没有做到。正因为圣具有如此高的标准，所以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别人推崇他有圣德，孔子也不承认，“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太宰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但孔子并不承认，“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是贫穷的经历使自己成为多才多艺的人，自己并不是天生的圣人。《孟子》中说孔子弟子颜回曾经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颜回也以成为像舜那样的圣人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 。

如果说在孔子眼中圣人是非常神圣的，并没有可以配得上这一称号的个人，而在孟子眼中，圣人却有许多。他引用有若的话说“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出类拔萃的就是圣人，于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伯夷、伊尹、柳下惠等都被称作圣人，孔子弟子中“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孟子·公孙丑上》），子夏、子游、子张也有了圣人的某些素质，而冉耕、闵损和颜回已经接近圣人。圣人还可以分类，尧、舜、禹、汤、文王和武王是圣王，周公、孔子、伯夷、伊尹、柳下惠等为圣人，圣人中“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孟子对圣人并不求全责备，他称赞“伯夷非其君不仕，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但又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虽然是圣人中的清高者，但失之于器度太小，柳下惠虽然是圣人中的和顺者，但失之于不太庄重。所以孟子认为圣人是有等差的，圣王中最推崇尧、舜，圣人中最推崇孔子。他引用宰予的话赞扬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引用子贡和有若的话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圣人虽然是神圣的，但并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所以当曹交问他“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时，孟子马上回答说“然”，并进一步解释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尧舜之道不过孝悌而已，只要按照尧的行为去做，就能成为像尧一样的圣人。

荀子认为人通过学习可以成为圣人，能否成为圣人全在自己。秦昭王问荀子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荀子回答说：“其惟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辨黑白，岂不愚而知矣哉！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荀子·儒效》）。通过学习，人可以由下贱转为高贵，由愚昧转为聪明，由贫贱转为富足。学习学问，能够付诸实践的就是士，勤奋努力、孜孜不倦的就是君子，精通学问的就是圣人。通过学习，人可以成为士，成为君子，成为圣人，只要个人努力，是没有人能够禁止自己的。成为圣人全在自己，学习就可以成为圣人。

宋儒进一步发挥了学习可以成为圣人的观念。周敦颐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读书人循序渐进地修养自己，由士入贤，由贤入圣，最后达到天人合德的高度。程颐主张“人皆可以至圣人”（《二程遗书》卷23《伊川先生语》），人人都能达到圣人的境界。朱熹认为学习就能够超凡入圣，“为学须思所以超凡入圣，如昨日为乡人，今日便可为圣人”（朱熹：《白鹿洞书院规训》），人通过学习乡下人也可以成为圣人。

经过儒家圣贤的宣扬，成圣成贤就成为士子奋斗可期的目标，朱柏庐《朱子家训》说“读书志在圣贤”，童蒙读物《弟子规》也说“圣与贤，可驯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