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1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钟，怒而击之则武，悲而击之则哀，诚意之感而入也。告于人亦如是，古人所以斋戒而告君也。臣前后两得进讲，未尝敢不宿斋预戒，潜思存诚，觊感动于上心。若使营营于职事，纷纷其思虑，待至上前，然后善其辞说，徒以颊舌感人，不亦浅乎？——《二程文集》卷六《上太皇太后书》

[译文]程颐先生上书说：钟，人发怒的时候敲它声音就雄武，忧伤时敲它声音就哀怨，这是人的真诚之意感动了钟融入钟声之中了。对人说话也是如此，古人所以要斋戒以后才去向君主进谏。我曾两次得以向皇帝进谏，没有哪一次敢不在前一天加以斋戒，沉定心思，保持诚敬之意，希望自己说的话能打动皇帝之心。如果一天到晚跟着所任官职的事务转，思虑纷乱，等来到皇帝面前，临时修饰自己的语言说得优美动听些，只是用口舌感动人，那样感人不太浅陋了吗？

10·02 伊川《答人示奏稿书》云：观公之意，专以畏乱为主，颐欲公以爱民为先，力言百姓饥且死，丐朝廷哀怜，因惧将为寇乱可也。不惟告君之体当如是，事热亦宜尔。公方求财以活人，祈之以仁爱，则当轻财而重民；惧之以利害，则将恃财以自保。古之时，得丘民则得天下。后世以兵制民，以财聚众，聚财者能守，保民者为迂。惟当以诚意感动，觊其有不忍之心而已。——《二程文集》卷九《答人示奏草书》

[译文]程颐先生在《答人示奏稿书》中说：看您的意思，只以担忧动乱为主，我则想要您以爱民之意为重，极力向皇帝说明百姓快要饿死了，哀求朝廷同情怜惜，由此再说明担忧民众因穷困而为盗寇作乱，这样写是行的。不但上告国君的话如此说才得体，事之情势也应该这样说。您正在乞求财物以救人，以仁爱之心向皇帝请示，皇帝就会轻财而重民；如果以利害祸乱引起他的警惧，皇帝就会依仗财物以自保。古时候得到民众拥护就得到天下。后世用军队要挟民众，以财物招揽军队，聚敛几物的能够自己守护，安抚民众的被看成迂腐。我们只应该用诚意感动君上，希望他有仁爱之心罢了。

10·03 明道为邑，及民之事，多众人所谓法所拘者，然为之未尝大戾于法，众亦不甚惊骇。谓之得伸其志则不可，求小补，则过今之为政者远矣。人虽异之，不至指为狂也。至谓之狂，则大骇矣。尽诚为之，不容而后去，又何嫌乎？——《二程文集》卷九《答吕进伯简三》

[译文]程颢任地方官，涉及民众的事，程颢的作法大多是普通人认为限于法令而不能作的，然而程颢作了从未对法令有多大违逆，也没有引起民众多大恐慌。说是实现了程颢的志愿是谈不上的，求得少有补益，那么已大大超过今天执政的人了。人们虽感到有些惊奇，但不至于指其为狂。到了称作狂的地步，就会引起大的惊骇了。竭尽诚意作你认为应该作的事，不能为世所容就离开，又有什么疑虑呢？

10·04 伊川先生曰：君子观天水违行之象，知人情有争讼之道。故凡作事，必谋其始，绝论端于事之始，则讼无由生矣。谋始之义广矣，若慎交结、明契券之类是也。——《程氏易传·讼传》

[译文]程颐说：“君子看见水与天背道而行的卦象，就知道人情会发生争讼的道理。所以只要作事，一定在开始时仔细思考，在最初就杜绝争讼的隐患，那么争讼也就不能发生了。谋虑于开始的含义是广泛的，如慎于人事交结，资金往来中文书契约要分明之类都是。

10·05 《师》之九二，为师之主。特专则先为下之道，不专则无成功之理。故得中为吉。凡师之道，威和并至则吉也。——《程氏易传·师传》

[译文]《师卦》的九二爻，象征军队的统帅。凭借专权便随意而行，就君主而言就失去了在下者之道，不专权行事就没有成功之理。所以作到中道为吉利。在般治军之道，威势与和顺并用，刚柔相济就吉利。

10·06 世儒有论鲁祀周公以天子礼乐，以为周公能为人臣不能为之功，则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礼乐。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则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为者，皆当为也。周公乃尽职耳。——《程氏易传·师传》

[译文]世上的儒者有人评论鲁国用天子之礼乐祭祀周公之事，认为周公能立人臣所作不到的功勋，就可以用人臣所不得用的礼乐。说这话是不理解作人臣的道理。周公既然居于周公的职位，就该作这个职位上的事。在这个职位上能够作的事，都是应该作的。周公只是尽其职责罢了。

10·07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传曰：三当大有之时，居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谓以其有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义也。若小人处之，则专其富有以为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程氏易传·大有传》

[译文]《大有》卦的九三爻说：“公侯用其所有以享天子，小人作不到。”程颐解释说：九三这一爻在富裕之时，居于诸侯的位置上，拥有他的富裕丰盛，必然用来给天子享用以通于天子，认为自己所有的就是天子所有的，一切属于天子，这是作臣子的永久的道理。如果是小人对待这样的事，就独占这富有作为个人私利，不明白以己之有为公有，公己之有以奉养天子的道理，所以说：“小人不能够”呀。

10·08 人心所从，多所亲爱者也。常人之情，爱之则见其是，恶之则见其非。故妻孥之言，虽失而多从；所憎之言，虽善为恶也。苟以亲爱而随之，则是私情所与，岂合正理？故《随》之初九：出门而交，则有功也。——《程氏易传·随传》

[译文]人心所跟随的，多是自己亲近的人。常人之情，喜欢一个人就只看到他的好处，憎恨一个人就只看到他的错处。所以妻子儿女的话，纵然说错了也大多听从；其憎恶的人的话，即使是善的也认为是恶。如果因为亲爱谁就随从谁，那是按自己的私情去交与，怎能合乎正理呢？因此《随》卦的初九爻说：出门而交，就会有功。

10·09 《随》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传曰：随以得中为善，随之所防者过也，盖心所说随，则不知其过矣。——《程氏易传·随传》

[译文]《随》卦九五爻的《象》辞说：“善与善以诚信相应，吉，是因为相应的双方位置都既中且正。”程颐解释说：选取你要追随的人以得中为善，追随中所要防止的是追随错了人，因为如果心中喜欢谁就去追随，那就不能察觉出错误。

10·10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贰，用击，纳约自牖，终无咎。”传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结于君心，必自其所明处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处也，当就其明处而告之，求信则易也，故曰：“纳约自牖。”能如是，则虽艰险之时，终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于荒乐，唯其蔽也，故尔虽力诋其荒乐之非，如其不省何？必于所不蔽之处推而及之，则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谏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讦直强劲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辨者，其说多行。非唯告于君者如此，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长，所长者，心之所明也。从其心之所明入，然后推及其余，孟子所谓“成德”、“达财”是也。——《程氏易传·坎传》

[译文]《坎》卦的六四爻辞说：“一杯酒两簋食，用瓦击盛了，从窗户里送进这粗疏的食品，最终不会有灾祸。”程颐解释说：这是说臣下用忠信善道结君心，一定要从他明达的地方才能深入其心中。人心都有蒙蔽的地方，有通达的地方，通达的地方就是明处，应该从他明白的地方告诉他，求得他的听信就容易，所以说：“纳约自牖。”能这样，则即使处于艰险之时，最终也得以没有灾祸。例如君心被荒游逸乐所蔽塞，正由于他被蔽塞着，所以即使极力指责荒游逸乐的坏处，怎奈他不清醒呢？一定要从他明白的地方进言而推广到他不明白的地方，就能使他的心醒悟了。自古以来善于谏诤其君主的人，没有不是借助于其明白的地方引入的。所以那些直言强硬的人，大多违逆君意；而温厚明辩的人，其意见大多能够实行。不仅进谏国君应该如此，教导人也是这样。教人一定要凭借他自身的长处使之发扬开去，所长之处，就是心中明达之处呀。从他心中明达之处入手，然后推广到其它方面，这就是孟子讲的“成德”和“达材”呀。

10·11 《恒》之初六曰：“浚恒，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传：初六居下，而四为正应。四以刚居高，又为二、三所隔，应初之志，异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变也。世之责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程氏易传·恒传》

[译文]《恒》卦的初六爻辞说：“浚恒，贞凶。”《象辞》说：“浚恒之所以凶，是因为开始要求得太多了。”程颐解释说：初六爻处在下位，与九四爻为对照。九四爻以其刚陽之性居在高位，又被九二、九三两爻阻碍了与初六的相应，所以它与初六相应的志趣，已经不同于正常的相应之理了。而初六对九四的要求的希望却很迫切，这是懂得常理而不懂权变呀。世上对故旧素交要求过于深切而导致交情破裂以至后悔取咎的人，全都是“浚恒”啊。

10·12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异。”传曰：圣贤之处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所同者，则有时而独异。不能大同者，乱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独异者，随俗习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异耳。——《程氏易传·睽传》

[译文]《睽》卦的《象》辞说：“君子处世同而有异。”程颐解释说：圣贤处世，在人的常理方面，无不与人尽同。对世俗所一致追求的东西，则有时独异。不能在人的常理方面与人大同的人，是违反常道忤逆常理的人；不能有特立独行的人，是随俗俯仰习惯于为非的人。主要在于能大同又能保持独异。

10·13 《睽》之九二：当睽之时，君心未合，贤臣在下，竭力尽诚，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诚以感动之，尽力以扶持之，明理义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诚其意，如是宛转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径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程氏易传·睽传》

[译文]《睽》卦的九二爻：当分离之时，君主之心未能与我融合，贤臣处在下位，就要竭其辅佐之力，尽其忠诚之心，以期使国君信任而与我相合而已。用至诚去感动国君，竭尽全力去扶持国君，讲明义理以使国君获得知识，杜绝蔽塞惑乱君心的东西以使国君诚意，如此宛转委曲以求国君与我相合。这一爻的《象》辞上说的“遇”，就不是专门绕了弯去巴结，“巷”就不是邪僻的小道。所以《象》辞说：“遇君于巷，没有失去为臣之道。”

10·14 《损》之九二曰：“弗损益之。”传曰：不自损其刚贞，则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刚贞而用柔说，适足以损之而已。世之愚者，有虽无邪心，而惟知竭力顺上为忠者，盖不知“弗损益之”之义也。——《程氏易传·损传》

[译文]《损》卦的九二爻辞说：“不损而益。”程颐解释说：不减损自己的刚贞，就能对君上有好处，这就是“益之”。如果失去自己刚贞之性而用柔媚去取悦于上，正好损害君上而已。世上愚笨的人，有的虽然没有邪念，却只知道极力服从君上，认为这便是“忠”，这样的人不明白“不损而益”的道理呀。

10·15 《益》之初九曰：“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传曰：在下者本不当处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为在上所任，所以当大事，必能济大事而致元吉，乃为无咎。能致元吉，则在上者任之为知人，己当之为胜任。不然，则上下皆有咎也。——《程氏易传·益传》

[译文]《益》卦的初九爻说：“有利于让他作大事，作得绝对好，无咎。”《象》辞说：“作得绝对好才无咎，是由于在下者不应该担当大事。”程颐解释说：在下位的人本不该处理厚事。厚事，就是重要的事。由于是在上者的委任，所以才担当了大事，一定要能成就大事而作到绝对地好，方能无咎。能作得绝对地好，那么在上位的人委任了你是知人善任，在你自己担当了这大事是有才华而胜任。如果不能作得绝对地好，那么在上者委任失误，在下者处事不当，都有罪过。

10·16 《旅》之初六曰：“旅琐琐，斯其所取灾。”传曰：志卑之人，既处旅困，鄙猥琐细，元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灾咎也。——《程氏易传·旅传》

[译文]《旅》卦的初六爻辞说：“路途中琐碎小器，正是惹祸的原因。”程颐解释说：志趣卑劣的人，又处旅途辛苦之中，就更加鄙陋猥琐，到了无所不至的程度，这正是他们招致欺诲，自招殃祸的原因。

10· 17 《兑》之上六曰：“引兑。”《象》曰：“未光也。”传曰：说既极矣，又引而长之，虽说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过，实无所说。事之盛则有光辉，既盛而强引之长，其无意味甚矣，岂有光辉也？——《程氏易传·兑传》

[译文]《兑》卦的上六爻说：“引兑。”《象》辞说：“未光也。”程颐解释说：高兴已经到了顶点，而又勉强牵引着要继续喜欢下去，纵然喜欢他的心还未完结，但事理已经过当，确实没有什么可喜悦的。事物达到鼎盛时则有光辉，鼎盛以后又勉强使之持续下去，那是太没意思了，哪里还有光辉呢？

10·18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议狱缓死。”传曰：君主之于议狱，尽其忠而已；于决死，极其恻而已。天下之事，无所不尽其忠，而议狱缓死，最其大者也。——《程氏易传·中孚传》

[译文]《中孚》卦的《象》辞说：“君子以诚信的精神议论刑狱，减缓死刑。”程颐解释说：君子在讨论刑狱时，尽自己的忠诚而已；对于判决死刑，极尽恻隐之心罢了。君子对天下的事，无不竭尽自己的忠诚，而讨论刑狱减缓死刑，又是尽忠中最大的事。

10·19 事之时而当过，所以从宜，然岂可过甚也？如过恭、过哀、过俭，大过则不可。所以小过为顺乎宜也。能顺乎宜，所以大吉。——《程氏易传·小过传》

[译文]事情有时应该作得稍过分一点，那是为了顺从时宜，但如何能做到稍有过分呢？如行为过分谦虚、丧事过分悲痛、用度过分节约，太过分就不行了。稍有过分是为了顺从时宜。能够顺乎时宜，所以就大吉。

10·20 周公至公不私，进退以道，无利欲之蔽。其处己也，夔夔然有恭畏之习；其存诚也，荡荡焉无顾虑之意。所以虽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圣也。《诗》曰：“公孙硕肤，赤舃几几。”——《程氏经说·诗解》

[译文]周公心存至公而没有私念，他的进身和退守全都根据正道，没有利欲蒙蔽他清明的心。他的处身行己，夔夔然有恭谨畏惧之心；他心存诚意，坦坦荡荡没有疑惑之意。所以他虽处在危难境地，而不失于圣人的气度。《诗经》上说：“周公他恭逊高大又美好，赤鞋礼服步履安详真大度。”

10·21 明道先生与吴师礼谈介甫之学错处，谓师礼曰：为我尽达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为是。如有说，愿往复。此天下公理，无彼我。果能明辩，不有益于介甫，则必有益于我。——《二程遗书》卷一

[译文]程颢向吴师礼谈说王安石之学的错误，他说：你代我全部转达给王安石，我也不敢自认为正确。如果有所辩说，希望转达回来。学问是天下公理，没有你我之分。如果真的辩明了，不是有益于王安石，就一定有益于我。

10·22 天祺在司竹，常爱用一卒长。及将代，自见其人盗笋皮，遂治之无少贷。罪已正，待之复如初，略有介意。其德量如此。——《二程遗书》卷二上

[译文]张戬任司竹监丞时，经常爱用一名卒长。快到任满交替的时候，他自己看见这卒长偷窃竹笋，于是依法治其罪而不稍加宽恕。治罪之后，对待他还和开始一样好，丝毫也不介意。其德量是如此地宽大。

10·23 门人有曰：吾与人居，视其有过而不告，则于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有受，则奈何？曰：与之处而不告其过，非忠也。要使诚意之交通，在于未言之前，则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责善之道，要使诚有余而言不足，则于人有益，而在我者无自辱矣。——《二程遗书》卷四

[译文]有弟子说：我与人交往，看到他有过错而不告诉他，就感到心中不安。告诉人家，人家却不接受，怎么办呢？程颢说：与人交往却不告诉其过错，是对朋友不忠。要使忠诚之心相交相通，在你告诉他过错之前，那么话一说出，人就听信了。又说：朋友之间劝善之道，要使诚意有余而劝善的话常感不足，则对人有益，对自己也不会自取侮辱。

10·24 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著论为治，不为则已，如复为之，须于今之法令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若须更改而后为，则何义之有？——《二程遗书》卷一

[译文]处今之时，不安于今日之法令，不是义。如果说到治政，不去作就罢了，如果还要出来作官治事，就应该在当今的法令内处理使其恰当，才算是合义。如果说须要更改法令后才去作，那又有什么义呢？

10·25 今之监司多不与州县一体，监司专欲伺察，州县多欲掩蔽。不若推诚心与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听，择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众可也。——《二程遗书》卷一

[译文]现今的监司多数不和州县官协力为治，监司官一心只要窥视密察州县官的罪恶，州县官也就多要掩饰自己的错误。作为监司官，不如推诚心与州县官共同图治，州县官有作得欠缺，可以教导的就教导，应该督责的就督责。教导督责都不听了，就挑选一两个严重的罢免了，使得足以警戒其他人就可以了。

10· 26 或问：簿，佐令也。簿所欲为，令或不从，奈何？曰：当以诚心动之。今令与簿不和，只是争私意。令是邑之长，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过则归已，善则唯恐不归于令，积此诚意，岂有不动得人？——《二程遗书》卷十八

[译文]有人问：主簿，是辅助县令的。主簿想要作的事，县令不答应，怎么办？程颐说：应当用诚心去感化他。如今的县令与主簿不和，只是以私意相斗。县令是地方的长官，如果主簿能用对待父兄的方法对待他，有了过错自己承当，有了好的名声只担心不能归功于县令，积累这样的诚意，哪会不能感动他人？

10·27 问：人于议论，多欲直己，无含容之气，是气不平否？曰：因是气不平，亦是量狭。人量随识长，亦有人识高而量不长者，是识实未至也。大凡别事，人都强得，惟识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钟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时而满，惟天地之量则无满。故圣人者，天地之量也。圣人之量，道也；常人之量，天资也。天资之量须有限。大抵六尺之躯，力量只如此，虽欲不满，不可得也。如邓艾位三公，年七十，处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动了。谢安闻谢玄破苻坚，对客围棋，报至，不喜。及归，折屐齿。强终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后益恭谨者，只益恭，便是动了，虽与放肆者不同，其为酒所动一也。又如贵公子位益高，益卑谦。只卑谦，但是动了。虽与骄傲者不同，其为位所动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宜大，不待勉强而成。——《二程遗书》卷十八

[译文]有人问：人在讨论的时候，大多想伸直自己的观点而说服别人，缺乏宽容的气度，是气性不平吗？程颐说：当然是气性不平，也是器量狭小。人的器量随着见识增大，也有人见识高而器量不长的，是见识真正还没有达到。一般别的事，人都可以勉强，只有见识器量不可勉强。人有斗筲一样的量，大一点有釜斛一样的量，再大有钟鼎一样的量，又大有长江大河一样的量。长江大河那样的器量可以说是大了，但还有边际，既然有边际就有满的时候，只有天地之量则没有满的时候。所以圣人是天地之量的人。圣人之量，与道为一；常人之量，是天给的一分。天给的器量应该是有限度的。大凡人六尺之躯，力量就这么大，即使想要不满足，也是不可能的。如邓艾位至三公，年到七十，处事处得极好。等到因为平蜀有功，心意便动摇了。谢安听到侄子破苻坚的消息，正和客人下围棋，驿报送到，没有喜色。等到他下完棋回到后边去时，激动得把屐齿都弄折了。勉强大器量最终是不行的。又如有人大醉后更加谦恭谨敬，只这更加恭谨，就是被酒动摇了心性，虽然与醉后放肆妄为的人有区别，但是被酒动摇心性是相同的。又如一些贵公子，官位越高，就越谦下。只这谦下，就是被官位动了。虽然与因官高骄傲的人有区别，但是被官位动摇了心性是相同的。只有那些深明大道的人，器量自然应该大，不需要勉强而自成大器之人。

10·28 横渠先生曰：凡人为上则易，为下则难。然不能为下，亦未能使下，不尽其情伪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己尝为之，则能使人。——张载《横渠文集》

[译文]张载说：一般人当上级容易，当下属难。但不能当下属的，也不能任用下属，这是因为不能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大抵要使用人，经常是同样事以前自己曾经作过，这类事上就能使用人。

10·29 《坎》：“维心亨”，故“行有尚”。外虽积险，苟处之心亨不疑，则虽难必济而“往有功也”。今水临万仞之山，要下即下，无复凝滞。险在前，惟知有义理而已，则复何回避？所以心通。——张载《横渠易说》

[译文]《坎》卦《彖》辞说：“只因内心亨通”，所以“行为可以崇尚”。外面虽然聚敛着重重的危险，但如果身处险境而心中亨通不疑，那么即使艰难也必然能够渡过，并能“往而有功”。如今的形势是水临万丈之山，要落下就落下，再没有凝滞不畅。面对艰险，只懂得根据义理前进而已，还有什么要回避的？这就是内心亨通的原因。

10·30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于其所难者则惰，其异俗者，虽易而羞缩。惟心宏，则不顾人之非笑，所趋义理耳，视天下莫能移其道。然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义理不胜。惰与羞缩消则有长，不消则病常在，意思龌龊，无由作事，在古气节之士，冒死以有为，于义未必中，然非有志概者莫能，况吾于义理已明，何为不为？——张载《横渠易说》

[译文]人之所以不能施行自己的主张，其原因是在那些困难的事情上懒惰，那些与世俗不同的事，即使容易却羞怯退缩而不敢作。只有心胸宽广的人，则不顾他人的非议与嘲笑。你所追求的是义理，义理当行时，全天下都没有谁能改变我所行之道。然而你作了，别人也未见得一定感到奇怪，不能做的原因，正在于自己本身义理之心不够强胜。懒惰与退缩之心减少则义理之心增长，不减少就病根常在，意思龌龊，无法干成任何事。在古代崇尚气节之士，冒着生命危险去有所作为，其行为未必符合义理，然而除非有志气节烈之士作不到，何况我们已经懂得了义理，义理所当为的事，为何不去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