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经历了百余年的民族危机与艰苦考验，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和宰割，但没有被任何一个侵略者吞并。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此重新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源于何处？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源泉。由此人们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安身立命之所。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从世界史可以看到，儒学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对世界文明发展进步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东亚国家来说是如此，对西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儒学对于我们的近邻韩国与日本文化的影响举世皆知，对于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不可否认。对西方社会来说，比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都受过儒学影响。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孔子与儒学推崇备至，他认为在奉行儒学的中国社会中有真正的信仰自由，政俯只管社会的风化，却不会规定民间的宗教信仰。中国人用自身的道德伦理来协调人间的事务，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狄德罗认为，儒学为主体的中国历史文化，在历史、艺术、智慧以及哲学趣味等方面都远远优于其他民族。由此可见，儒学对于18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是有贡献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反对“自然法仅仅来源于上帝的意志”，他注意到了中国的儒学，甚至认为朱熹的哲学与他的多元宇宙概念有很大的相似性。20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儒学具有的入世、平实以及中庸的精神，是值得西方文化借鉴的重要品质。

为什么创立和发展于中国的儒学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这只有从儒学本身去找原因。

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之学中的儒学，归根到底不是神学，而是以“人”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是以“人本”为经纬的政治伦理学说。儒学宣传如何做人，做有道德、有理想、有担当的“君子”；与人讲公正诚信，讲和睦友善，讲互相尊重，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人们只要努力修身和践行即可达到“成圣成贤”的目标。儒学本身不是宗教，而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思想道德教化，它和宗教可以并存，能够吸取佛教、道教中的某些优秀思想，加以改造和转化（不是原封不动地搬来），使自身更加丰厚。儒学是讲爱心的文化，从“亲亲”到“泛爱众而亲仁”。儒学探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简称“天人之学”，最高人生境界则是“天人合一”，这是中华古代农耕文化的折射，也包含有关注生态文明的因子。儒学为“君子”树立了认识论标准，这就是排除言行上的极端，遵循和践行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反对“过”与“不及”。儒学讲“王道”，反对“霸道”，在社会观上倡导和平、和谐。儒学不是封闭的文化学说，它主张“和而不同”，倡导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儒学重视教育，相信人们经过教育和自身努力，都可以成才。儒学不是少数天才的文化，而是中华民族整体的思想文化。对于儒学所蕴含的一切有价值的优秀思想文化遗产，我们要努力传承和发展，古为今用。

儒学也有它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在社会制度上，古代的儒学始终没有能够解决皇权体制的人治本质与制度规范的法治要求之间的矛盾。皇权只是把法制作为自己治民治吏的一种手段，自己则凌驾于法制之上。对于这一缺陷，中国历史上有些儒者也有过论述，但没有力量加以匡正。今天，对待儒学我们要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