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儒学形态与功能的变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 如何对传统儒学资源进行现代转化?这种转化工作,早在康有为、章太炎那里即已自觉开启。他们所复活的传统儒学的“大同”、“小康”、“革命”诸观念,对20世纪中国人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这一工作不仅为现代新儒学所继续,而且为许多现代新儒学以外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所开展。这些现代新儒学以外的人们,未必会认同复兴儒学,但却会重视对传统儒学思想资源进行现代转化并加以吸取与承继。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儒学资源现代转化理论,如毛□东的中国文化批判继承论、张岱年的中国文化综合创新论、牟宗三的中国儒学返本开新论、傅伟勋的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论。也正是这样,出现了对传统儒学资源所进行的不同方向、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现代转化工作。儒学在后经学时代的生命力、影响力、吸引力,往往正在通过这种转化显示出来。可以说,这种对传统儒学资源的现代转化,成为了近百年来儒学形态与功能变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与功能。

在儒学成为大众之热的今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尤其需要建构自己的传统儒学资源现代转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儒学存在着何种历史联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当如何处理与儒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从儒学中吸取哪些思想资源?这些都是这一理论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重要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既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发展,又关系到儒学在中国的未来前景。(李维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