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的道和天理具有形上性，但也具有形下性。比如说讲天人关系，“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在孔子那里，一方面认为天道是可畏的，“畏天命”，也是可知的，“五十而知天命”。这是形上的层面，另一方面也讲形下的层面，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刑”“政”“礼”“德”这四个方面是从形而下的层面讲的，也可以说从日用层面来说的。中国把形上和形下结合起来，一方面把儒学构筑在百姓日用的各个层面，同时它里面包含了对最高精神的追求。比如说朱熹，“理”是他哲学的最高形上范畴，他讲一物有一物之理，又说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事物里都包含着一个太极，每个事物都有它的理。中国儒学不离日用，其指导思想是形上的哲学理论指导，这是体如天道。这就是说在百姓日用背后有一种精神的支撑，这便是形而上的天道、天理等精神。孟子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又说：“存其心，兼其性，所以事天也。”天为形而上。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试图把天从形而上的宝座上拉下来，转化为百姓日用的东西。

日用儒学与国民精神建设 人心和善

心和万事乐。中国古人认为心之官则思，我们日用活动是心来支配的，从心身关系来看，心起主导作用，所以心善不善很重要，一念善为善，一念恶为恶，一切善恶、美丑、有时就在一念之间。现在一些人钱迷心窍，权迷心窍，色迷心窍。马丁·路德·金讲，我有一个梦；德里达讲，我要学会生活；康德讲，人的本性就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要讲如果人心不善，梦想也会破灭。即使很有钱，如果心不善，生活也会一团糟。要实现美好的梦想，生活幸福，首先心要善，得先学会做人。一些官员，权迷、钱迷、色迷，现在被双规的，哪一个没有情人？而且还不止一个两个。从这个意义上看，心善才是最重要的。化解钱、权、色迷，人要自觉，要自足，不自足就永远没办法真正生活得美满。现在的贪官都是不自足，越贪越大，最后到了犯罪，人要知足，知足就是福，不知足就是祸。为什么搞政治斗争？心不善，争权夺利，归根到底就是人心不知足。所以说要人心善，比如佛教讲不要有贪心、嗔心、痴心、慢心、疑心。一念不善就会堕落，人心和善，万事幸福、快乐。

百姓日用和宗教信仰的融合

哲学的终极信仰和宗教的终极信仰，都是对某一种价值理想的信仰和敬畏。宗教信仰说到底是对一种价值理想的敬畏、崇拜。信仰是人的特殊价值的需要，是一种终极的关切，换言之就是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的问题。过去老一辈的同志死了到哪里去，会说：“去见马克思”。现在人死了到哪里去？人的精神需要寄托，灵魂需要安顿。怎样把儒学中的精神提炼出来，同我们日用相结合，这非常重要。

儒家本身具有宗教性，从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名正言顺地都叫“教”，这个教，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教，有过争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儒家和西方制度化的基督教比较，儒教是比较松散的，它没有形成固定制度化，但它有教主，孔子，它也有经典《论语》，基督教星期天做礼拜啊，其实，我在念私塾的时候，上课也要向孔子三鞠躬，这也是一种礼拜的形式，中华民族的崇拜，一个是敬天，另一个是祭祖，敬天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不可缺少的。祭天北京有天坛，祭祖是慎终追远，即对祖宗、对天的崇拜和敬畏。中华民族历来有祭祀的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说，给去世的人开追悼会，乡下还有祭祖的活动，各个地方在修家谱，讲家风，讲家训。祭祖的活动是通过每个宗祠来进行的，并一直延续下来，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的源泉所在。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儒家的道德精髓当中，找到灵魂、精神的归宿，我们追随的是一个天乐、地乐、人乐，天和、地和、人和，这样一个和乐的世界，我们到哪儿去，到天和地和人和、天乐地乐人乐的和乐世界去，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一种最高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