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全球化时代,中国学者（包括海外华裔学者）将传统文化研究同“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对孔子所代表的儒学思想的研究有了新的推进。如杜维明在“文化中国”的倡议中,将儒家的价值观看成可以同西方的基督教价值观相等立的体系,张扬儒家精神。认为: “如果儒家传统不能对其作出创建性的回应,乃至开出一些类似的崭新价值,那么连健康的传统价值都可能因异化而变质,更不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事实上,杜维明将中国儒学的创新与对西方文化的体认结合起来,使中国文化中所缺乏的发展因素能够得到全面补充,将儒学儒教化实体化,而不再是一味地空想超越而难以落到制度和实处。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杜维明的“文化中国”中过分明显的宗教情绪提出了质疑。同样,香港的刘桂标从另一个方面将孔子同佛陀、基督联系了起来。在《孔子与中国圣诞》中认为: 儒家不但是世界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而且也可说是一种宗教。“儒家同时亦讲天道,此天道虽不同于具人格神意义的基督,亦不同于具神通能力的佛陀,但它却亦是形而上的而非经验的,是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生安顿的基础,因此,它同时具有超越的性格。在这个意义下,儒家亦可说一宗教,她是一既超越而又内在的宗教。”

这种将孔子思想宗教化的研究动向,不乏填补精神价值空白的意义,但是我的疑问仍然存在。而且问题还在于,我们是否还需注意问题的另一方面,即: 既不可能超越历史鸿沟而将孔子重新形而上学化或宗教化,也不可能同西方的超验神学相比类而坚持其外在超越的宗教性。儒学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其避免了基督教文明所内涵的神人冲突,同时也消逝了神学信仰的普遍性。应该看到,在中国的历史性转型过程中,传统资源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所构成的中国文化心理结构,无疑使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更稳健的步子,但是也有可能使这种转型成为一种失落中的退守--或一味发古之幽思,或对传统过分美化,或将孔子的儒家思想宗教化,这些都会对当代问题加以遮蔽,甚至成为转型性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理障。

在我看来,如果说用道家的“道”思想代表中国思想,有其偏颇之处,那么,用“礼”“乐”代表儒家思想,也存在再讨论的余地。孔子的思想不宜用一个核心范畴加以囊括,而应看成是一个互相联系的范畴圈。而且,进一步看,孔子思想同老子思想还存在着被遮蔽的深层关系,值得深加清理。(王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