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起,经学成为儒学开展的基本形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之初。尽管早在鸦片战争前后,经学内部即已萌生以新代旧的更化,在龚自珍、魏源那里以复兴今文经学的形式显示出新因素的端倪,但直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经学中的新因素与旧传统仍然纠缠在一起,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 一方面,经学成为当时先进思想家表达变革要求的特殊思想形态,出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另一方面,经学又继续起着维系中国封建帝制的意识形态功能,张之洞等人坚持在大学堂设置经学科,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主张尊孔读经。

经学的这一困境,使得经学难以避免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冲击与解构。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止、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1912年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明令废止大学经学科,这一系列变革使经学最终失去了制度的支撑。1915-1924年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又使经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受到荡涤。经过种种冲击与解构,经学时代终于走向终结。

自20世纪20年代起,现代新儒学成为儒学在后经学时代开展的新形态。现代新儒学融会中西古今思想资源,对儒学进行了重构和复兴,使儒学脱离了传统经学形态而获得了新的开展。现代新儒学尽管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思潮而出现的,却吸取了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认为儒学在20世纪的新开展,并不在于反对从西方引入“科学”与“民主”,而在于弥补“科学”在解决人生问题上所受到的限制,提供“民主”在实践中所缺乏的道德支撑。因此,现代新儒学在认同“科学”的同时,致力于哲学本体论的重建；在主张“民主”的同时,更强调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正是通过现代新儒学的开展,儒学成功地经历了由经学时代向后经学时代的转换,继续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李维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