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父子当权后，完全蓷勫了曹操那一套学术和政策。于是标榜儒门正统的王肃所代表的古文学派扬眉吐气了。为了打击今文学派，王肃甚至伪造儒学经典，编撰了一个基本全是伪托的孔门家谱——《孔子家语》。

两晋时代要当官必须熟悉尊习古文经义。于是，在政治上同情曹氏政权而不满司马氏政权的文人们，特别是那些出身寒门的学者们，就都不愿再谈儒学，宁可不出来做官。于是隐士之风大行，许多名士都放浪形骸，玩山水，当隐逸，谈玄学去了。

自东汉末年以下中国发生百年大乱，不仅国家分裂，而且兵连祸结，瘟疫流行，死亡人数众多，人口锐减过半。当时的“建安七子”中王勃有诗句云：“出门何所见？白骨蔽平原”，可见悲惨之一斑。

至西晋司马氏亡政后，东晋政权偏安江左，江淮以北成为胡狄鲜卑匈奴的牧马荒原。而晋室代代无能，屡次北伐均无功失败，国运衰微到令人绝望的地步。许多文化人精神上找不到出路，在心灵上或行为上希冀得到自由和解脱，于是清谈之学大兴。许多人皈依老庄、道教和佛门。佛、道以及玄学大行于世，儒学则衰乎其微了！

清谈又叫玄谈。清谈主旨在“三玄”，就是《老子》、《庄子》和《周易》。易学本来属于儒门经典，但晋人王弼以道家观念来解释易学，把它也变成玄学了。

这种谈玄的风气始于曹魏正始年间，以名士何晏、王弼为首，人称“正始玄风”。这也是士人对当时已经居于正统主流的古文派儒家经学的一个逆动。这些不愿与司马氏合作的名士们厌倦了僵化死板的道德和礼教的束缚，改而推崇老庄放任乎自然的思想。甚至故意搞出一些怪诞、放荡的行为显示自己对现实的不满。

玄谈者标榜自己为清流（即不爱钱财也不爱做官），鼓吹放任自我，放纵主观感受、自由心灵和性灵；这实际上是哲学的“存在主义”（因此玄谈是存在主义哲学的鼻祖），也是一种非理性主义。此道魏晋时代大为盛行，竟成为当时最时尚的显学（可参阅《世说新语》）。

古文派儒学一本正经的伪君子礼教以及人格主义，在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在一代一代君王篡位、弑君乿沦而逆取天下的黑暗政治背景下，早已经被现实的铁锤击得粉碎！在这样的时代，一切人文礼教伦理道德还有任何真实意义么？所谓修身、齐家、治平天下的大道，又与我何干？救国济民，再也不是当时士大夫们所关心的事了。

清谈玄谈风气的形成，另一个后果是令魏晋公卿以及儒门贵族一代一代地近亲交配和繁殖。于是不仅在生理、心理上都发生畸形变异，发生弱势化、弱智化——例如晋惠帝的著名问答：天下人无饭吃？那么为什么不食用肉糜呢？就正是弱智化的典型！

两晋在军事制度上极其腐朽衰败，武将不能战，士兵也不能战。世袭高门出身的贵族将领没有本事带兵打仗，只知吃药、酗酒、空谈玄理，不务实事，生活败坏颓废。结果一代代兵权旁落。于是给了一批有本事的寒门裨将以机会。在军队中，出身寒门的军人逐渐掌控了军队力量。这就为后来的宋齐梁陈四代不断发生武人夺取政权准备了条件。所以魏晋时代的清谈，并不仅是讨论辨证、谈玄说理的客厅沙龙，而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政治立场、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