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江苏无锡人，明朝晚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理学家，历任大理寺右少卿、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高攀龙一生虽然在朝为官时间不长，但清正耿直，一心为国，不惧个人安危，敢于跟扰乱朝纲的宦官、权臣魏忠贤等人作斗争，甚至最后为留清名在人间而蹈水赴死，其气节赢得了当时臣僚的敬仰，也为后世史官所认可。

高攀龙一生著述颇丰，写下的十二卷本《高子遗书》也被收录进《四库全书》，得以流传后世。在他的传世著作中，有一份文字不长却通俗易懂的二十一则《家训》，广受后人推崇，被视为教育子孙的经典，经常出现在童蒙训导中。

在《家训》中，高攀龙特别注重教育子孙要先学做人。更因为作者自身的言行符合其《家训》所说，而令这番训导的核心价值“做人在行义”更具说服力和榜样性。

在《家训》开篇，高攀龙就告诫子孙要按照朱熹《小学》中对洒扫进退等关系到人之性格养成、世界观形成的日常生活规则来行事。他说：“做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学》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失。”但《小学》提及的基本人伦规范，明显不是终极目标。接下来，高攀龙指出，求学的目的是经邦济世，“圣贤教人，莫先穷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觉堕于小人之归者。可畏，可畏。”

高攀龙的《家训》非常注意择友问题。他告诫儿孙们：“言语最要谨慎，交游最要审择。”为此，他甚至有些悲观地说：“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人，不如少识一人。”他的理由是如果朋友是贤人，当然愈多愈好，他担心的是“人才难得，知人实难”罢了。究其本意，无非是为了强调谨慎交友，坚持宁缺毋滥的谨慎态度。

高攀龙之所以对子孙交友要求十分慎重严格，是因为他注意到了有一种俗人，“其所知者势利，所谈者声色，所就者酒食而已”。与他们交往，不仅白白浪费了读书时光，还会因为所谈论的内容格调不高，影响自己蹦出思想的火花，甚至与之同流而无法自拔。这是高攀龙极为担心，屡屡提示儿子要“急宜警觉”的重要事情。

高攀龙还告诫子孙，不要做财色的俘虏。“世间惟财色二者最迷惑人，最败坏人。”他以自身经历告诫儿子：“吾见世人非分得财，非得财也，得祸也。积财愈多，积祸愈大，往往生出异常不肖子孙，作出无限丑事，资人笑话，层见迭出于耳目之前而不悟！”在高攀龙看来，这不仅是未能行义，根本是无法做人了。他对这类行为异常鄙视，说：“吾试静心思之，净眼观之，凡宫室饮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数，朴素些有何不好？简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从欲如流，往而不返耳！”究其根本，是人心的根基不正确，正念不立，邪念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