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道家的互动互补

贞观君臣总是把“养民”、“亲民”、“教民”、“新民”,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去完成。在这方面,他们充分发挥了儒家和道家在生命家园和精神家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孔子的儒家学派和老子的道家学派,分别继承发展了西周时期周公礼学管理思想和《周易》的不同方面,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如果说唐代的儒家同样“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汉书·艺文志》）关心社会人事,注重伦理道德,为唐王朝的精神家园文化建设尽心出力,那么,唐时的道家,也在“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的政治主张指导下,为人们的生命家园文化建设奔走、呼号。

而唐代的明君贤臣,在这些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据史书记载,唐高宗曾问侍臣: “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一位叫来济的大臣上前对曰: “昔齐桓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命赐之食,老人曰,‘愿赐一国之饥者。’赐之衣,老人曰,‘愿赐一国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老人曰,‘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余食矣。不夺蚕桑,则国人皆有余衣矣。’故人君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再如,唐太宗采纳温彦博有关“养民”的建议,对逃亡中的十多万突厥人,“授以生业,教以礼仪”使他们安居乐业,并与汉人相伴,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道教与佛教的互动互补

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是在道家思想基础上吸取神仙方术思想而发展形成的。唐代的长安道教已经由炼外丹而转变为以人体效法自然,以存思、静功、气法为术,进行所谓的内丹道的修炼,遂使长安道教出现向着“修心炼性”的全真道转向的趋势,其对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佛教作为从印度文化母体中传来的一种外来文化,经过长时间的碰撞和激荡,到了隋唐时期,佛教才真正使自己中国化、民族化,出现像长安华严宗这样的一些中国佛教,也涌现出玄奘、鸠摩罗什等译经大师。玄奘的唯识学理论和鸠摩罗什的性空学说,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佛教教理和义理的理论依据,使长安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以上所述的互动互补,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巨大文化功能圈,共同促进并不断提升着唐文化的繁荣发展和灿烂辉煌。于是,一个由官民共同参与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诗歌、书法、音乐、舞蹈、国学、宗教等美学艺术活动,将大唐的“礼乐文明”和“礼乐文化”更加突出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