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前,儒家思想和儒化社会构成了中国各大宗教的社会文化基础,这是一个清楚的事实。千百年来,儒家思想影响并塑造着中国社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核。

就儒释道三者关系而言,宋代就有“儒家治世,道教治身,佛教治心”之说,明代则有 “不知儒无以人世,不知道无以忘世,不知佛无以出世”之论,宋明以来在大众教化上还出现了三者合流的重大转向。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家与道教、佛教间的内在张力构成了互补的动态平衡: 首先,释道修证的彻底性品格切实提升和优化了儒学修养的精神内涵,释道教化的丰富性和感染力也弥补了儒家大众教化的不足；其次,儒家教化也为释道教化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道德氛围和社会环境。三者良性互动、融会贯通,推动中华文化不断走向完善与成熟。

具体而言,道教的产生是对汉代儒家异化的消解和民间教化转向的结合,其家族承负、太上感应、性命双修、养生炼气、积善成仙等思想与儒家教化互为生发,在民间影响极大。鲁迅说: “中国文化的根基全在道教”,意即在此。佛教东来,自觉与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核的中华文化相融通。东晋释慧远由儒入释,以释补儒,自觉拣择三报说以补足儒家现世说,拣择禅净双修而归宗净土,以此来落实儒家师道教化和修养,并反对时人对永生的执著,遂有“庐阜即缙绅阙里”之誉。竺道生提出的“一阐提人皆可成佛”暗合了儒家性善论传统,唐代释惠能进而坚信“自性自度”,首倡“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积极人世精神。宋代释契篙等进而以孝融通儒释,居士阶层进一步壮大。宋明以来为解决禅宗异化和大众教化问题,禅净双修和因果教化成为主流,居士阶层扩大下移。近代以来,印光等契合时机,自觉挺立民族文化,立足自力而又彰显他力。印光还明确提出“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以世无一人不在伦常之内,亦无一人能出心性之外）,认为“欲为真佛,须先从能为真儒始”,希望“必使儒宗由佛法而得以复兴,佛化因儒士而得以广布”。 （见《印光法师文钞》）

关于天主教,明末有“利马窦规矩”,即中国天主教应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并补足之。徐光启、李之藻等儒者也是在优化儒家教化立场上接受天主教的,康熙一朝礼仪之争表明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对当时的天主教背离儒家思想基础企图的回应。鸦片战争以后,基督宗教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逐渐丧失的背景下再度传人,是不对等的强迫性文化输人。天主教、基督教也就不可避免地戴上了“洋教”的称号。事实证明,基督宗教只有正视文化的显隐、主客和普遍特殊诸对关系,自觉重返“利马窦规矩”,加速本土化进程,才能成为中国文化大家庭的真正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