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因一次车祸而失去了双亲，她异常悲恸。但更加使她痛苦的是，她与哥哥汤姆之间的那场可怕的争斗。

“我们曾是好朋友，”珍妮特事后说，“但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为了争夺妈妈的那把银制咖啡壶的所作所为。在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妈妈就常叫我帮她擦亮那把壶。至今我似乎还能闻到银光剂和妈妈身上的芳香相融合的气味。可那次，汤姆却硬说这把壶应该归他，仅仅因为他是长子。这实在无法让我接受。我们竟然拽着那把壶连推带搡，大叫大嚷起来。这真太可怕了！”

“汤姆有他似乎符合常情的道理。但我知道，妈妈是想把这件东西留给我的。为了这事，我一直不理睬汤姆。”

据遗嘱检验律师们称，可悲的是，类似珍妮特和汤姆之间发生的事，并不少见。当父母或近亲去世的时候，各种纠纷几乎都是由如何处置死者的私人财产而引起的。这不单纯是一个金钱的问题，纽约市的遗嘱检验律师理查德·科威说，有时，带有感情色彩的纠纷最难办。

“人们到了成年之后，大都将幼时的事情淡忘了。”遗传精神病学者理奇·戴维斯博士指出，“而当父母去世的时候，童心便复活了。诸如‘妈妈最宠爱我的妹妹，’或‘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真的爱我，我得验证一下。’”

这个所谓“验证”，可能意味着某个特定的目的。说不定是某件你甚至从小就一直想要得到的东西。但过去你又难于启齿，因为那样做就好像盼着父母早些死似的。现在他（她）已经去世了，你便下意识地感到那件东西似乎理应归你，因为你一直想要它。

年龄大一些的兄弟姊妹间的争执，也有其特点。以皮特·佩克斯顿先生为例：“在家里我排行老大，”他说，“海伦和比尔分别比我小三岁和八岁。我和海伦素来不和。我总觉得，她和爸爸总是莫明其妙地成心跟妈妈和我做对。”

在他们的母亲于去年春天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兄妹三人言归于好了。可后来一下子又旧戏重演。当海伦提出她想要妈妈的定婚戒指时，皮特勃然大怒。

“你除了惹妈妈生气还干了什么？一直在照顾她的是我，她的戒指当然应该是给我的！”

“难道说我就没管她？！”海伦喊道。

后来，皮特回忆道：“我弟弟比尔也插了进来，主张变卖了那件首饰，三人平分。我管这家伙叫钱串子。海伦也吵吵个没完。爸爸终于发怒了，难过地吼道：‘你们全都叫我恶心！’后来，大家都一声不吭，只有爸爸在流泪。”

争执发生时，已成年的兄弟姐妹们往往会像孩子似的把他们摆在等同的位置上争吵不休。配偶的挑唆（“你知道你父亲本来是想把那件东西给你的”），或在经济条件不如人时的嫉妒心理（“为什么该给你？你自己能买得起，而我却不行”），都可能使矛盾加剧。他们从未感到是在攫取，相反，还心安理得：“这本来就该给我。”

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在遗产分配问题上的家庭纠纷呢？

对悲伤心理学有所研究的精神病科教授艾佛里·威斯曼博士建议，死者的亲人们至少在头一个月内不要急于决策。尤其是在不幸来得很突然的情况下。“一但发生了口角，便说明你们仍被悲切之情所缠绕而易于冲动。”他说，“看看你们自己是否冷静下来了，不妨再等一等。”

戴维斯则提倡以“法式煎肉”理论作为避免家庭纠纷的办法之一。这个理论是由戴维斯的母亲让她的两个孩子心平气和地分食一盘法式煎肉的高招而命名的。让一个孩子来分，另一个来挑。“在一些情况下，对于一份遗产的分配，不妨也照此办理，”戴维斯说，“由兄弟姊妹中的一人来分配，其他人来选择。”

芝加哥精神分析学研究所所长乔治·波洛克回忆他的一位亲戚采用的办法：“我的姑母膝下无子，她所有的侄女和侄子们都很孝敬她。她死以后，亲属们发现了她的一封亲笔信。‘阳光在流逝’她写道，‘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太久了，趁我还活着……’接下去她温厚慈爱地娓娓而谈，‘我要把我的那只嵌着宝石的匣子留给我的侄女苏姗——在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喜欢这匣子。现在她一定能从这只匣子身上得到许多乐趣。’这是一份情理交融的善作，为后人做了好事。”

你或许会主张你的双亲制定一份私人财产的清单，或索性全家一起坐下来，讲清楚哪件东西对家里的什么人有何不寻常的意义。

我也赞成我的朋友朱莉娅父母的办法。他们把所有家当的彩色照片交给两个孩子，教他们在背后写上他们喜欢什么。

拿我自己来说，几年前我就写信给我的两个兄弟，提出及早商定到时候如何处置父母遗产的问题。因此，我们亲亲热热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一直相处得很好。